在杨亮和杨建国这两位深受中华中央集权传统影响的人看来，将国家税收权力“承包”给私人的做法，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荒唐之举。税收，乃国家权力最核心的体现，是维持官僚体系、军队运转的生命线，岂能如同商品一样出租、转包？这无异于自毁长城，主动放弃中央权威的根基。然而，当他们冷静下来，置身于中世纪欧洲这片具体的现实土壤中，他们也不得不带着一丝苦涩承认，在这种基层治理体系几乎瘫痪、交通极度不便、信息闭塞如同黑暗森林的条件下，除了这种粗糙的、充满弊端的包税制，上位者似乎也确实很难找到更有效率的选择。
如果一个中央政府连一支忠诚可靠、训练有素的基本税吏队伍都无法有效组建、管理和监督，那么所谓的“税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纸空文，是地图上虚妄的线条。与其守着这虚幻的权力颗粒无收，不如将其承包给那些有动机、也有足够残酷手段去压榨出油水的私人。尽管这意味着必须容忍中间层的疯狂盘剥和整体效率的低下，但至少能确保一部分财政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国库。这种看似荒谬、妥协退让的制度，实际上是在极端落后条件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一种扭曲的、基于现实计算的务实策略。想通了这一点，杨亮心中那份来自文明高地的优越感稍稍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历史复杂性的更深理解。
便在这样不断的思考、讨论和未雨绸缪中，杨家庄园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随着乔治这次带来的几户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的流民家庭被接纳安置，庄园的总人口正式突破了五十大关，达到了五十五人。这个数字对于来自现代的杨亮而言，或许只是一个班级的人数，微不足道，但在公元八世纪末的中欧山区，这已经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可观、具有相当自保能力的聚居点了。
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新加入的成员，无论是来自溃散的部落、逃离庄园的农奴，还是躲避战乱的自由民，都能以惊人的速度融入庄园那独特的生产和生活体系。这不仅得益于庄园相对公平的分配原则和有效的组织，更得益于那套日益成熟、带有鲜明杨家印记的文化氛围和管理制度。新来者很快发现，这里虽然劳作辛苦，规矩严明，但至少能吃得饱饭，不受任意欺凌，孩子还能学到神奇的文字和知识，这在外部世界是难以想象的。
人口的增长固然带来了管理上的新挑战——需要分配更多的土地、建造更多的屋舍、协调更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更凸显了杨家庄园独特经济模式的巨大成功。他们的产品——无论是弗里茨铁匠铺出产的、比市面常见货色更坚韧耐用的铁制工具和武器，还是用山谷中特殊植物熬制的、色彩鲜艳不易褪色的独特染料，抑或是杨亮父子凭借模糊记忆反复试验酿造出的、清澈猛烈如火焰般的蒸馏烈酒——在乔治所能触及的各处集市和领地间，都拥有着极其抢手的口碑和竞争力。
以至于乔治经常为寻找足够价值、且庄园需要的交换物资而发愁，反倒是庄园方面，几乎从不需要为自己的产品找不到销路而担忧。当金银货币或珍贵矿石等硬通货不足时，乔治往往不得不用大量的小麦、食盐、布匹乃至牲口来填补交易差额。这种以物易物为主的方式，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庄园经济体系对外部的强大吸引力和自身产出的高价值。
更让杨亮感到满意的，是流民融入的速度和质量。平均每两三个月吸纳一两户新人的节奏，既不会对庄园现有的资源分配和社会结构造成过大的瞬间冲击，又能保持人口的稳定增长和劳动力的持续补充。每一个新家庭加入时，前一个家庭通常已经完全适应了庄园的节奏，成为了“老人”，甚至可以反过来指导和帮助新来者。这种循序渐渐、如同涟漪般扩散的融合方式，极大地保障了社区内部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在文化整合方面，杨家庄园更是取得了堪称奇迹的成效。如今，即便是最早收留的那批本地日耳曼裔居民，日常的交流也完全使用带着某种口音、但足够流利的中文。书写记录、计算账目、乃至晚间休息时讲述的故事和娱乐活动，都日益呈现出鲜明的东方特色。孩子们的教育更是杨建国狠抓从未松懈的领域，这些在山谷里长大的孩子，学习的不仅是方块字的读写，更是一整套源自东方的价值观念、伦理秩序和思维方式。这种文化上的高度统一性和认同感，远比坚固的木栅栏和锋利的武器更为重要，它为庄园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奠定了最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除了顺利地将新来的流民吸纳进庄园集体之外，杨亮和杨建国最为重视、投入精力最多的，便是军事训练。这几乎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日常功课。即便经过一整天繁重的田间劳作或作坊里的辛苦挥汗，晚饭后，也常常能看到杨亮召集起庄园里所有青壮年男子，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