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聂虎加重了语气，“我们提供的‘疏肝解郁方’和‘清心除烦方’，是在优化后的、安全性极高的基础方上进行的加减。两个加减方都经过了严格的毒理学和安全性评价，即使在非对应证型的患者中使用，在推荐剂量下，产生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也极低，更多可能是效果不明显。我们追求的是‘精准增效’，而非‘窄谱用药’。而且，我们计划与连锁药店合作，对店员进行基础培训，让他们能提供初步的用药咨询。长远来看，我们希望能开发更智能的线上辨证辅助工具，甚至探索与可穿戴设备结合，进行更动态的健康监测和用药指导。”
聂虎的回答，既有理论依据，又有数据支撑，更有具体的风险控制措施和未来展望，可谓滴水不漏。刘主任听完，皱了皱眉，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一时找不到更犀利的切入点，最终只是点了点头，没再追问。
然而，质疑并未结束。
一个坐在后排、头发花白的老研究员扶了扶眼镜，缓缓开口，他是研发中心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德高望重，姓韩。“小聂同志，你的汇报很精彩，思路也很新颖。不过，我有个疑问。你们这个项目，虽然叫‘改良’，但实质上涉及新的配伍、新的工艺，甚至新的产品形态。按照现行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这已经属于‘改变已上市中药、天然药物制剂处方、工艺、剂型’的变更，需要按照新的中药注册分类进行申报，进行药学、药理、毒理、临床等一系列研究，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你们有没有详细评估过注册法规方面的障碍和时间成本？别到时候技术做出来了，却卡在注册审批上，或者投入巨大，最后市场窗口期却过了。”
韩老的问题更加实际，直指新药/改良药研发中最令人头疼的注册法规壁垒。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声，这确实是任何创新药企都无法回避的难题。
聂虎早有准备，他点开ppt的下一页，上面是详细的注册路径分析图。
“感谢韩老的提问。您说得非常对，法规是必须跨越的门槛。对此，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分析。”聂虎指向图表，“首先，我们的‘辨证安神系列’，核心是‘基础方优化’和‘加减方扩展’。基础方优化，主要是工艺改进，处方未做原则性改变，可以按照‘变更生产工艺’的路径进行申报，主要提供药学对比研究资料，相对简化。”
“而两个加减方，虽然加入了新的药材，但都是在原方基础上的‘加减’，并未改变原方的主要药味和君臣佐使结构，且用量严格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我们咨询了相关法规专家，这种在已上市品种基础上，增加针对不同证型的‘系列规格’，可以尝试按照‘增加适应症’或‘改变用法用量’的补充申请路径进行申报，所需进行的临床试验规模和周期，会比全新中药复方短得多。”
“我们已经与公司注册部、以及外部法规顾问进行了多轮沟通，初步确认这条路径是可行的，并且已经开始准备相关的药学、非临床研究资料。预计整个注册申报周期，可以控制在2-3年之内，远低于全新中药的5-8年。而且，”聂虎顿了顿，声音提高了一些，“一旦‘辨证安神系列’成功获批上市，将开创一种新的中成药研发和注册模式，为后续其他产品的系列化开发铺平道路，其战略价值，远超单一产品本身。”
这个回答，不仅解决了法规疑虑，更拔高了项目的战略意义。韩老听完，缓缓点了点头，不再说话，眼中闪过一丝赞许。
接连两个尖锐的质疑被聂虎从容化解，会议室内的气氛为之一松。林致远、王组长等人脸上露出笑容，叶文远也微微颔首。
但就在这时，郑国涛清了清嗓子，开口了。他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特有的、令人不舒服的腔调。
“聂研究员的汇报确实很精彩，准备也很充分。”郑国涛慢条斯理地说，目光却看向叶文远和其他高管，“不过，我有一个疑问，可能也是在场很多同事的疑问。这个项目，从提出思路，到工艺优化，到加减方设计，再到今天这个宏大的‘辨证安神’方案，似乎……都过于依赖聂研究员一个人的‘灵感’和‘判断’了。”
他顿了顿，看到众人目光聚焦过来，才继续道“我不是质疑聂研究员的能力。年轻人有想法，是好事。但是，新药研发，尤其是中药复方研发，是一个严谨、系统、需要大量实验数据和长期积累的工程。将如此重要的项目，如此核心的决策，过度依赖于某个个人的‘直觉’或‘经验’，是否……风险太大了些？我们叶氏的研发体系，向来强调团队协作和流程规范。我想请问林总监，在聂研究员提出这些创新想法时，项目组内部，是否有过充分的、科学的、甚至是批判性的讨论和验证？还是说，因为某些原因，大家选择了……无条件支持？”
郑国涛这番话，可谓诛心。他不再直接质疑技术细节，而是将矛头指向了项目的决策过程和聂虎个人的作用，甚至暗指林致远和项目组可能因为聂虎是“叶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