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陈文统抵达清水湾。</br>风尘仆仆，旧帆布包鼓鼓囊囊。</br>会议室里，他把包里的东西倒在长桌上：</br>照片、信件、日记、几片干枯的茉莉花瓣。</br>“五栋房子，五个铁盒。”</br>陈文统声音沙哑但有力，“蓝屋的信，白楼的侨批，红楼的盟誓胶囊，青庐的药方，黄宅的日记。全部拿到了授权，可以拍，可以用。”</br>他拿起那本林淑贞的日记，翻开最后一页。</br>“这姑娘牺牲前写：‘若死，请勿以女身葬我，恐辱家门。’她父母到死不知道女儿是烈士，以为她跟人私奔了。四十年后，我们第一个要认的就是她。”</br>许鞍华接过日记，手在抖。</br>“电影什么时候开拍？”陈文统问。</br>“下个月。”</br>许鞍华说，“但开拍前，我们要做一件事。十天后，东京、柏林、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会来香港看企划案。我们要给他们看的不是剧本，是这五个铁盒里的实物，是这五首歌的demo，是这五个家庭后人的授权书。”</br>她抬头，眼神如刀：“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槟城空屋》不只是一部电影，是一场跨越四十年的认领仪式。认领那些被遗忘的牺牲，认领那些被误解的勇敢，认领那些该被记住的名字。”</br>晚上七点，创作会议。</br>长桌上摊开所有资料，墙上贴满五栋房子的照片和人物关系图。</br>会议开到一半，前台阿玲又冲进来：“赵总！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从罗马打来电话！他说看了《民国》的录像带，想参与《槟城空屋》的创作，可以做联合编剧或顾问！”</br>会议室里安静了一瞬。</br>“他怎么说？”赵鑫问。</br>阿玲看着记录本：“他说：‘这部电影触及了一个全球性的命题：个体如何在家国叙事中保存尊严。我想和你们一起，寻找这个命题的东方答案。’”</br>许鞍华和钱深对视一眼。</br>“回复他，欢迎。”</br>赵鑫说，“但有两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来香港工作，至少一个月，实地参与调研；第二，他必须学习基本的中文，至少要能看懂史料原文。”</br>黄沾咧嘴笑：“阿鑫，你这条件够狠。让欧洲大师来香港吃盒饭学中文？”</br>“合作不是施舍，是平等对话。”</br>赵鑫说，“他要的是东方答案，就得用东方的方式寻找。如果只是坐在罗马的咖啡馆里提意见，那合作没有意义。”</br>晚上十点，糖水铺。</br>陈伯破例营业到深夜，说是要给这群“夜猫子”补元气。</br>桌上摆着刚熬好的十全大补汤，但没人动。</br>谭咏麟忽然说：“我有点慌。”</br>所有人都看向他。</br>“以前我们拍戏唱歌，就是拍戏唱歌。现在突然变成什么？文化使命？历史责任？”</br>谭咏麟挠挠头，“我就是一个爱唱歌的普通人，突然要替几百个没回家的人发声，我怕我唱不好。”</br>张国荣轻声说：“我也怕。怕我的声音太轻，接不住那么重的故事。”</br>徐小凤摇着团扇：“怕才正常。不怕的人，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无情。”</br>邓丽君点头：“黄月萍老师等了四十年，她怕不怕？肯定怕。怕等不到，怕被忘记。但她还是等了，还是教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她等来的太平，唱给更多人听。”</br>顾家辉推了推眼镜：“音乐上，我有个想法。五首歌的‘当代对话版’，我们不用专业歌手录。找普通人录，找南洋华侨的后人录，找香港的年轻人录。让历史的声音，和当代的声音真正对话。”</br>黄沾一拍大腿：“好！我的歌词也要改。不写‘他们’，写‘我们’。不写‘那些牺牲’，写‘我们的债’。要让听歌的人觉得，这不是别人的故事，是我们欠下的、该还的债。”</br>赵鑫听着这些讨论，忽然想起陈伯，下午悄悄跟他说的话。</br>陈伯说，他父亲临终前交代：“糖水铺的配方不值钱，值钱的是来喝糖水的人讲的故事。这些故事，你得记着，传下去。”</br>现在，他们记下的，不只是糖水铺的故事。</br>是五栋空屋的故事，是几百个年轻人的故事，是一整个时代的故事。</br>而这些故事，即将变成电影，变成歌曲，变成两万人的合唱，变成跨越亚洲的音乐合辑。</br>“各位。”</br>赵鑫开口，“十天后，三大电影节的选片人会来。一个月后，《槟城空屋》开拍。两个月后，谭咏麟的红馆演唱会和张国荣的独白演唱会同时举行。三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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