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越说越兴奋，在书房里踱步：“不止是歌功颂德，更要记录得失。比如世祖当年强推均田，在江南遇到阻力，如何调整；仁宗欲减赋税，但国库吃紧，如何平衡；父皇设养廉银，效果如何，有何利弊……这些实实在在的经验，比空谈大道理有用得多！”
袁澈也激动起来：“此书若成，不唯皇室子孙可读，高级官员也该学习。让他们知道，治国不是坐在衙门里发号施令，而是在利弊间权衡，在急缓间取舍。”
“对！”永徽帝击掌，“书名就叫……《三祖圣政录》。‘圣’不是圣人之圣，是‘圣明’之圣，是明智决策之意。”
父子二人越谈越深入，直到宫灯初上。
第二天早朝，永徽帝当廷下诏：
“朕每追思世祖创业之艰、仁宗守成之慎、宣宗治平之智，常感圣谟深远，宜垂范后世。今命翰林院牵头，礼部、吏部协办，编纂《三祖圣政录》。需广搜三朝诏令、奏对实录、帝王手札，择其要者，分门别类，加以评议。务求真实详备，不讳得失。书成之后，皇室子孙、三品以上官员，皆需研读。”
诏书一下，朝堂哗然。
有老臣感动涕零：“陛下此举，真乃追远慎终，垂范千秋！”
也有大臣担忧：“陛下，三朝实录中或有……或有不宜公开之内容。若全数编纂，恐损先帝威仪。”
永徽帝平静道：“先帝威仪，不在掩盖失误，而在知错能改。朕要的是一部真书，不是一部圣书。若只记功不记过，后人如何以史为鉴？”
他看向提出异议的大臣：“卿可知，世祖晚年曾自书‘三失’？一失在用兵江东时急躁，致士卒多损；二失在初定科举时门槛过高，寒门难进；三失在晚年多疑，冤杀二臣。这些，朕都要收录。”
那大臣目瞪口呆，殿中一片寂静。
谁都没想到，开国皇帝会这样坦承失误。
永徽帝继续道：“仁宗皇帝也有反思：即位初年过于宽仁，致豪强坐大；欲减赋而国库虚，终未全行。宣宗皇帝更在遗札中直言，养廉银之设，初衷虽好，但若无严查，反成贪墨之源。这些，都是宝贵经验。”
他站起身，目光扫过群臣：“朕今日说这些，是要告诉诸位：皇帝也是人，会犯错。但知道错在哪，如何改，才是关键。朕编此书，不是为祖宗贴金，是为后世指路。望诸位卿家，也能以诚待之。”
散朝后，编纂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翰林院专门腾出一个大院，从秘书省、兰台调来大批档案。编纂班子由永徽帝亲自选定：以老成持重的礼部尚书崔琰总领，以博学敢言的韩琦副之，另选十名翰林学士、八名六部有经验的老吏参与。
永徽帝要求，所有入选材料必须注明出处，评议需客观公允。每十日，他要亲自听取进度，审阅重要章节。
这日，他来到编纂院。院内堆满卷宗，编修们正埋头整理。崔琰见皇帝来，忙迎上前。
“进展如何？”永徽帝问。
“回陛下，已初步梳理出三朝诏令三千余道，奏对实录五百余篇，先帝手札、笔记百余件。”崔琰呈上目录，“只是……有些材料，臣等实在难以下笔。”
永徽帝接过一看，其中一栏标着“世祖晚年疑杀二臣案”。他点点头：“带朕去看原件。”
在保密室内，永徽帝见到了那几份尘封的卷宗。这是袁术在位最后两年的事：两位老臣被诬谋反，袁术未经细查便下令处死。事后发现是冤案，袁术追悔莫及，自书“此朕之过，不可恕”，并将诬告者满门抄斩以谢天下。
卷宗里还有袁术写给太子袁耀的信：“耀儿，为父铸此大错，夜不能寐。皇帝手握生杀大权，一念之差便是人命。你继位后，定要慎刑，重大案必须三司会审，不可独断。”
永徽帝看完，沉默良久，对崔琰说：“原样收录，一字不改。在世祖篇末加评议：权力如刀，用好了治国安邦，用错了伤及无辜。制度约束，胜过君主自觉。”
崔琰深深一揖：“臣遵旨。”
又过一月，永徽帝审阅“仁宗治水篇”。里面详细记录了袁耀在位期间四次大治水的决策过程：钱从哪来、人力如何调配、遇到地方抵制怎么办、成功后如何维持……
最珍贵的是袁耀的一篇手记：“今日巡视黄河堤，见民工疲惫，问之，方知地方官为赶工期，克扣饮食。朕大怒，当即撤换该官。治水本为利民，若反成害民，不如不治。切记：任何善政，落实到最末处，才是真考验。”
永徽帝在这段旁批：“皇祖父此言，可作万世箴言。政策好坏，不在朝堂争论，在田间地头、市井街巷的反应。”
编纂工作进行到隆冬时，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如何评价宣宗朝的政策得失？
编修们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宣宗朝是太平盛世，当多记功绩；另一派认为既要求真实，就需记录如养廉银施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