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示用的是工整的楷书，盖着皇帝的玉玺，内容却让围观的百姓们议论纷纷：
“朕闻古之明君，必兼听则明。自即位以来，夙夜忧勤，恐有缺失。今特于承天门外设铜匦四口，分青、丹、白、黑四色。青匦言军国要事，丹匦谏朝政得失，白匦陈民间疾苦，黑匦告贪腐不公。凡官民人等，皆可投书其中，不必署名。朕将亲阅，择善而从。若有诬告陷害，必究其罪。”
告示前挤满了人。有穿长衫的书生捻须沉吟，有粗布衣裳的百姓交头接耳，还有几个小吏模样的人面色凝重。
“这……这不是学武周时的旧制吗？”一个老秀才低声对同伴说。
“非也非也。”同伴摇头，“武周时铜匦是告密之器，酿成多少冤狱。陛下诏书说得很清楚：诬告陷害，必究其罪。这是求直言，非求告密。”
“话虽如此，”一个商贾模样的中年人插话，“真有人敢往里投书？那些当官的知道了，还不给小鞋穿？”
众人议论间，承天门外已经忙碌起来。工匠们正在宫墙东侧搭建一个木亭，亭中摆放着四口铜箱。箱子约三尺高，顶部有仅容一纸投入的狭缝，正面刻着“青”、“丹”、“白”、“黑”字样，下方各有一行小字说明用途。箱子沉重，需两人方能抬起，底部与石板地面用铁箍固定——这是为了防止被人整个搬走。
监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官员，姓韩名琦，新任的谏议大夫。他指挥着工匠调整铜匦位置，确保每个箱子都端正稳固。
“韩大人，”一个年轻工匠擦了把汗，“这箱子做得这么结实，钥匙也只有陛下才有，是真不怕人投书啊。”
韩琦微微一笑：“陛下要听的，就是真话。”他环视四周越聚越多的人群，提高声音，“诸位乡亲，这铜匦自明日起正式启用。投书者需自备纸笔，书写清晰，一事一书，不得漫骂诬陷。每三日开启一次，由专人送至御前。”
人群中有人问：“大人，若写了得罪人的事，会不会被查出来报复？”
韩琦正色道：“陛下有旨：凡铜匦投书，除陛下与指定侍读官外，任何人不得查阅原稿。誊抄整理时，也会隐去地名、人名。诸位但写无妨。”
话虽如此，第一天铜匦启用时，四口箱子空空如也。
韩琦站在木亭外，看着来来往往却无人敢靠近的百姓，心中苦笑。他理解百姓的顾虑——几十年来，朝廷有御史台、有登闻鼓，但普通百姓要告官，仍是千难万难。这铜匦虽是新设，谁敢第一个吃螃蟹？
直到日头偏西，才有个衣衫褴褛的老者颤巍巍走到白匦前，从怀中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犹豫再三，终于投了进去。
韩琦眼尖，看到纸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似乎是关于什么“水渠”的事。他没上前询问，只装作没看见。
老者的举动像打开了闸门。随后两天，投书渐渐多了起来。有书生模样的往丹匦里投策论文章，有妇人往白匦里投诉苦的信，青匦和黑匦也有人光顾，但相对少些。
第三日清晨，韩琦亲自监督开启铜匦。四名内侍用特制钥匙打开铜锁，将箱内文书小心取出，放入四个锦盒，贴上封条，送往宫中。
紫宸殿侧的书房里，永徽帝正等着。
四个锦盒摆在御案上，他先打开了白匦的盒子。里面大约有二十多份文书，纸张各异，字迹潦草。他一份份仔细阅读。
第一份就是那老者的投书，说的是洛阳城外某村的水渠年久失修，里正收了修渠钱却只做表面功夫，去年夏汛差点决堤。
第二份是个妇人写的，说她丈夫被征去修河堤，工钱被层层克扣，到手不足一半。
第三份更让人心惊——有个自称“老卒”的人写道，北疆某卫所的军械以次充好，箭矢的箭头一碰就碎。
永徽帝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提起朱笔，在几份文书旁做了记号。
接着打开丹匦。这里的文书质量明显高些，多是士子、小吏所写。有人建议改革税制，有人批评科举弊端，还有人对朝廷的吐蕃政策提出不同看法。虽然有些观点稚嫩，但确是用心思考过的。
青匦的文书最少，只有七份。其中一份引起了永徽帝的注意——写信者自称是海商，说在南海某岛见到疑似前朝余孽的后人，聚众数百，且有海船。永徽帝眉头微皱，将这封信单独放在一边。
最后是黑匦。这里的信大多简短，有的只写“某县县令贪墨修桥款”，有的写“某郡郡守纵容亲属强占民田”。大多没有具体证据，但指向明确。
永徽帝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才看完所有文书。他揉了揉眉心，对侍立一旁的韩琦说：“韩卿，你看这些投书，几分真，几分假？”
韩琦谨慎答道：“臣不敢妄断。但白匦所言民生疾苦，大多应是实情。黑匦所告……需查证。”
“是啊，”永徽帝叹道，“朕坐在深宫，看到的都是奏章上的‘天下太平’。这铜匦一开，才知太平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