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就看不见了。

    陈默在光海里待了很久。他没有得出结论，但知道了一件事：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他一个人手里。不过该他做的“总则”，他还是找了个机会弄了出来。

    2019年2月28日，元宵节都已经过了，第一批来自其他城市的考察团到了。不是魏国的，是本国的。三个城市的民政部门联合组织，来了十五个人，要在协作中心待三天，“深度学习共生计划的运作经验”。

    陈默给他们安排了一间空教室，放了几把椅子，桌子上摆着协作中心日常用的所有表格、手册、流程文件。然后说：“你们自己看，看不懂的问，能回答的我们都回答。”

    考察团的人面面相觑。一个年轻的干事问：“没有专门的介绍吗？ppt什么的？”

    陈默摇了摇头。

    “我们这儿的介绍，都在墙上挂着，地上摆着，人身上带着。”他说，“你们看三天，比看一百页ppt有用。”考察团的人将信将疑，但还是坐下来，开始翻那些日常文件。

    第一天，他们看的是资金流水和物资进出记录。发现每一笔钱的去向都清清楚楚，连买一盒粉笔都有记录。负责财务的李静被问了整整一下午，嗓子都哑了。

    第二天，他们跟着苏晴上了一天课。不是旁听，而是参与。苏晴让他们每个人认领一个听障学员，跟着学一天手语。到了晚上，十五个人里有一半学会了“你好”、“谢谢”、“今天开心吗”，另一半被自己的学员批评“学得太慢，不够用心”。

    第三天，他们去周锐的车间待了半天。周锐让他们每个人修一样东西。其实并没有真修，而是将机械拆开，看看里面长什么样。一个科长拆了一台老旧的电风扇，拆完装不回去，急得满头汗。周锐在旁边看着，没帮忙。最后科长自己琢磨着装上了，虽然多了两个螺丝。

    离开前，考察团的团长找到陈默，说了一句话：“我干了三十年民政，去过无数个‘先进典型’。你们这儿，是最不像典型的。”

    陈默问：“是好话还是坏话？”

    团长想了想，说：“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