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都承旨快步上前接过，验看火漆无误后，迅速呈递给韩琦。
韩琦拆开密信，目光如电，快速扫过。
信是西北行营副枢密院使、权节制陕西四路军马事吕公弼亲笔所书。
字迹因急促而略显潦草，但所述内容却如一块块寒冰，砸在每一位阅信重臣的心头：
边境冲突质变，环庆、鄜延、秦风诸路前沿，小股哨探的摩擦已彻底演变为有预谋、有组织的伏击与反伏击。
夏军“铁鹞子”重骑小队开始频繁出现在宋军斥候活动区域，企图清除宋军耳目，争夺战场控制权。
前几日，柔远寨外围一队宋军斥候遭遇优势夏军伏击，伤亡惨重，仅一人带伤逃回。
舆论战白热化，西夏细作活动猖獗，在边境蕃部及甚至宋境州县散播“宋军即将大举入寇，屠灭党项”的恐怖谣言。
企图制造恐慌，离间蕃汉，并为其即将发动的战争塑造“自卫反击”的假象。
西夏内部动员与甩锅，吕公弼综合各方情报指出，梁太后控制的西夏官府。
正系统性地将国内赋税沉重、生活困苦等所有矛盾，全部归咎于“宋朝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压迫”。
这种“一致对外”的仇恨动员，结合其国内日益频繁的“点集”征调，表明西夏战争机器已全面开动。
折家及边将急报，几乎在同一时间，来自府州折家、庆州刘昌祚、延州种谔等边防悍将的密报也相继送至。
内容惊人一致，根据其与西夏打交道的多年经验及前沿观察，西夏此番表现出的不是寻常扰边。
而是举国体制下的战争总动员态势，目标直指灭国级的大战。
折家军在信中特别指出，西夏左厢神勇军司等精锐部队已向前线秘密集结。
外交动向，最令人不安的是，吕公弼提到一个关键情报：
梁太后派其亲弟、西夏国相梁乙埋，即将率领一个高级别使团，再次北上辽国。
名义是“谢恩”，实则不言自明——进一步协调战略，索要最后的承诺与支持。
信的内容被韩琦低声念出，每念一句，堂内的空气便寒冷一分。
当念到“梁乙埋北上”时，曾公亮忍不住重重一拍案几：
“果然如此，辽夏勾结结，已是昭然若揭。
梁乙埋此行，便是去领取辽主的‘开战许可’与最后的支援清单。”
冯京深吸一口气，接口道，指向沙盘：
“观其态势，西夏主攻方向，仍难判定。
是效仿李元昊，主攻我环庆路，企图直扑关中？
还是依托横山，猛攻鄜延路，拿下绥德，锁死无定河谷？
抑或……声东击西？”
韩绛掌管财政，眉头紧锁：
“而今局势已明，战端一开，便非小可。
西夏此番，恐真是要压上国运，动员兵力，恐不下二十万之众。
我朝陕西诸路，加上即将西调的禁军，总兵力虽不逊于彼，然……这粮秣、军械、赏赐，每日皆是无底洞啊。
三司纵有准备，亦需速做预案！”
所有人的目光，最终都投向了沉默良久的韩琦。
这位历经三朝、掌控帝国军政近二十年的老臣，此刻脸上每一道皱纹都仿佛刻满了风霜与权衡。
他缓缓站起身，走到沙盘前，拿起代表西夏主力的一枚赤色犀角旗。
重重地插在了横山北麓、夏州一带，又拿起数面小旗，分散插在环庆、麟府方向。
“诸公，局势已无可疑议。”
韩琦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看透迷雾的冷静：
“西夏之心，路人皆知。其动员规模，必是倾国之力。
其所恃者，无非三点：
一，辽国掣肘我河北精锐；
二，其骑兵野战之利；
三，赌我朝久疏战阵，防线漫长，必有可乘之机。”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众人：
“而今之计，争论何时开打，已无意义。
当务之急，是定下我朝应对之方略！”
他伸出三根手指：
“其一，战略定力。
绝不能自乱阵脚，被西夏牵着鼻子走。需明确告知陕西诸路帅臣（刘昌祚、种谔等），依托堡寨，持重防守，挫其锐气。
未经枢密院明令，绝不可浪战，中其诱敌深入之计。”
“其二，后勤为先。
韩绛，三司需立即核算，以支撑二十万大军、历时半年的战事为准，速拟详尽的粮饷、赏功、抚恤方案，报陛下御览。
各地常平仓、转般仓，需即刻核查，确保粮道畅通！”
“其三，外交预备。
速派精干使臣，以恭贺辽主生辰等名义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