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秦始皇让下杜人程邈在小篆的基础上创作的。世人因为程邈是囚犯，就把这种字体叫做隶书。所以秦朝有八种字体：一是大篆，二是小篆，三是符书，四是虫书，五是摹印，六是署书，七是殳书，八是隶书。汉朝建立后，有尉律学，学习籀书，同时也学习八种字体。此外还有草书，没人知道它是谁发明的，这种字体虽然没有固定的规则，但也是当时为了方便而产生的变化。汉宣帝时，召集精通《仓颉篇》的人，只有张敞能够传授相关知识。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也能讲解。汉平帝时，征召爰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解文字，黄门侍郎扬雄收集这些内容创作了《训纂》。王莽摄政时，让大司马甄丰校订文字，对古文有了不少改动，当时有六种字体：一是古文，就是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的书；二是奇字，是与古文不同的字体；三是篆书，就是小篆；四是佐书，也就是秦代的隶书；五是缪篆，是用来摹刻印章的字体；六是鸟虫书，是用来书写幡信的字体。孔子住宅墙壁中发现的书，是鲁恭王拆除孔子住宅时得到的《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另外，北平侯张苍献上《春秋左氏传》，其字体与孔子壁中书相似，就是前代的古文。后汉时，郎中扶风人曹喜号称擅长篆书，他的字体与李斯的略有不同，但非常精巧，从此之后的学者，大多学习他的书法。皇帝又下诏让侍中贾逵整理古代文字，各种独特的技艺和学说，只要对国家有用的，都收集起来。贾逵就是汝南许慎学习古学的老师。许慎感叹当时的人喜欢标新立异，又叹息俗儒的牵强附会，于是撰写了《说文解字》十五篇，将文字分类归纳，条理清晰，是研究文字的重要着作。左中郎将陈留人蔡邕采用李斯、曹喜的书法，创造出古今杂形的字体。皇帝下诏在太学立石碑，刊刻《五经》，上面的题字和楷书大多是蔡邕所写。后来开设鸿都门学，擅长书画的奇能之士纷纷云集。当时各地献上的篆书作品，没有能超过蔡邕的。曹魏初期，博士清河人张揖撰写了《埤苍》《广雅》《古今字诂》，补充遗漏的内容，增加字词的种类，对文字学很有帮助，然而他的《字诂》与许慎的《说文解字》相比，在古今字体的运用上，各有得失。陈留人邯郸淳也与张揖同时代，他精通《仓颉篇》《尔雅》和许慎的《字指》，对八体六书有深入研究，名气比张揖还大，他又在汉碑西边建立了《三字石经》，与《说文解字》相比，篆书和隶书大体相同，只是古字略有差异。还有京兆人韦诞、河东人卫觊两家，都号称擅长篆书，当时宫殿台观的匾额题字、宝器上的铭文，都是韦诞所写，这些作品都传给了子孙，世人称赞他的书法精妙。晋代时，义阳王的典祠令吕忱上表献上《字林》六卷，探究其宗旨，是依托许慎的《说文解字》；书中按照篇章解释字词，辨别古代籀文和令人疑惑的字，文字以正隶为主，又不失篆书的意韵。吕忱的弟弟吕静仿照以前左校令李登《声类》的方法，创作了《韵集》五卷，将宫、商、角、徵、羽各分为一篇，然而他的文字与哥哥的相比，就像鲁国和卫国的差异一样，读音也有不同。北魏承接众多朝代之后，时代变迁，风俗改变，文字也发生了变化，篆书的字形出现错误，隶书也失去了原本的模样，世俗的学问和不良的习惯，又加上随意编造，巧言善辩的人，根据自己的想法提出疑问，迷惑众人，这种情况很难改正，比如有人说“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兔为?，神虫为蚕”，像这样的例子很多，都不符合孔子的古书、史籀的大篆、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石经》上的文字。江式对文字学的阐述颇为详细，所以这里详细记载。赵明诚《金石录》说：《石经》是汉灵帝熹平四年所立，上面的字是蔡邕的小字八分书；《后汉书·儒林传叙》中说“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这是错误的，因为蔡邕所写的是八分书，而《三体石经》是曹魏时期所建。洪氏《隶续》说：《石经》在范《史》的《帝纪》以及《儒林》《宦者传》中都有记载，都说的是《五经》。《蔡邕》《张驯传》中则说是《六经》。只有《儒林传》中说：用古文、篆、隶三种字体书写。郦氏《水经》说：汉代在太学立《石经》。曹魏正始年间，又刻了古文、篆、隶《三字石经》。《唐志》中有《三字石经》古篆两种，分别是《尚书》《左传》。只有《隋志》的记载有所不同，其中有《一字石经》七种，《三字石经》三种。《隋志》既把《七经》当作蔡邕所写，又说曹魏立《一字石经》，这是错误的。范晔所处的时代，《三体石经》与熹平年间所刻的石经都在学官中，所以他的史书中记载有误，后人沿袭了这个错误，有的人没有见过石刻，无法考证纠正。赵明诚虽然认为《一字石经》是蔡邕所写，但没有见过《三体石经》。欧阳修认为《三体石经》是汉代的石碑，但没有见过《一字石经》。近代方勺写的《泊宅编》，记载了他弟弟方匋所写的《石经》跋文，也被范《史》《隋志》所迷惑，认为《三体石经》是汉代的文字。甚至看到《公羊碑》上有马日磾等人的名字，就说世人使用他们校订的版本，所以才保留了他们的名字。这真是荒谬的言论。《北史》中江式说：曹魏时期邯郸淳教授皇子书法，在汉碑西边建立了《三字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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