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都进行大赦，刑罚也难以搁置不用。我认为应该彻底改变这种不良风气。朝廷，是天下的支柱（桢干，是筑墙时所用的工具：竖在两端的木板叫桢，竖在两旁的木板叫干，用来修筑城墙，这里用来比喻治理天下。 ）。如果朝廷上有激烈争吵的言论，那么下面就会有争斗的祸患；如果上面有独断专行的官员，那么下面就会有不懂得谦让的人；如果上面有争强好胜的辅佐大臣，那么下面就会有相互伤害的心思；如果上面有贪图私利的臣子，那么下面就会有盗窃的百姓；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治理天下的人，关键在于审视自己所崇尚的东西。教化的推行，不是挨家挨户去劝说人们；只要贤能的人在位，有才能的人各司其职，朝廷崇尚礼仪，百官相互敬重、懂得谦让，道德的施行，从朝廷内部扩展到外部，从身边的人开始，这样百姓就会知道该效仿什么，不知不觉中就会日益向善。《诗经》说：‘商都的城邑庄严整齐，是四方的表率。’（师古注：这是《商颂·殷武》中的诗句。商邑，指京城；极，是中心、表率的意思。说商都的礼俗庄严整齐，值得效法，是四方的典范 ）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百姓直接承受着圣明的教化，然而这里的习俗却和远方没什么不同，郡国来的人在这里找不到可以效法的榜样，反而看到奢侈的风气就去效仿；这是教化的根本源头，是风俗的关键所在，应该首先加以纠正。我听说，天和人之间，精气会相互激荡，善恶会相互作用，下面发生的事情会在上面有所反映，阴气发生变化，静止的东西就会震动，阳气被遮蔽，光明就会变暗（邓展注：静止的东西震动，指的是地震；光明变暗，指的是日食。 ），水旱灾害就会随之而来。陛下敬畏上天的警告，怜悯百姓，应该减少奢靡的行为，考察各项制度，亲近忠诚正直的人，远离奸巧谄媚的人，推崇至高无上的仁爱，纠正不良的风俗，让道德在京城弘扬，让美好的声誉传播到边疆之外，这样之后，宏大的教化就可以实现，礼义谦让的风气就可以兴起。”汉元帝很欣赏他的话，将匡衡提拔为光禄大夫。

    荀悦评论说：赦免，是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常规的制度。汉朝建立初期，承接了秦朝战乱之后的局面，百姓大多愚昧，几乎每家都有人可能触犯刑罚，所以汉高祖制定了约法三章，颁布大赦令（约法三章的事情，见九卷高帝元年 ）。赦免，自古以来就有，至于大赦，是从秦朝开始的。汉高祖统一天下，登上皇位后，大赦天下，后世便将其作为固定的制度。通过大赦来清除社会的弊病，让百姓重新开始，这是当时的形势所决定的。后世继承了这个制度，却一直沿袭而不加以变革，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了。像汉惠帝、汉文帝时期，就没有进行大赦。到了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爆发，各地心怀异心的人纷纷起兵，奸诈之事层出不穷。到了汉武帝末年，赋税徭役繁重，盗贼四起，再加上太子刘据的事情，以及巫蛊之祸，天下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人心惶惶（章：乙十一行本“聊”下有“人不自安”四字；孔本同；退斋校同；传校同 ）。到了汉光武帝时期，天下大乱刚刚平定，像这些情况，就适合进行大赦。

    秋季，七月，陇西（今甘肃临洮一带 ）的羌人彡姐部落的旁支反叛，汉元帝下诏召集丞相韦玄成等人进宫商议对策。当时，农业连年歉收，朝廷正为此忧心忡忡，又遭遇羌人的叛乱，韦玄成等人却神情冷漠，没有人能提出应对之策。右将军冯奉世说：“羌人贼寇就在边境之内反叛，如果不及时加以讨伐，就无法威慑远方的蛮人，我请求率领军队前去征讨！”汉元帝询问需要多少兵力，冯奉世回答说：“我听说善于用兵的人，不会多次发动战争，不会多次运输粮草，所以军队不会长期在外作战，而能迅速地实现上天对敌人的惩罚。过去，我们多次没有准确估量敌人的实力，导致军队遭受挫折损伤，多次征调兵力和物资，这样不仅耗费时间，而且费用巨大，还损害了国家的威严。如今反叛的羌人大概有三万人，按照兵法，我们应该出动双倍的兵力，也就是六万人；不过羌人只是手持弓箭和长矛的军队，武器并不锋利，四万人就足够了，一个月的时间就能解决战斗。”丞相、御史、两位将军（两位将军，指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 ）都认为“现在百姓正在收割庄稼，不适合征调太多兵力；派出一万人屯守就足够了”。冯奉世说：“不行。天下正遭受饥荒，士兵和马匹都瘦弱疲惫，防守和作战的准备已经荒废很久，没有进行挑选整顿，夷狄都有轻视边境官吏的心思，而羌人率先挑起祸端。现在用一万人分散屯守在几个地方，敌人看到我们兵力薄弱，一定不会害怕；如果交战，我们的军队就会受挫，士兵也会疲惫不堪，如果只是防守，百姓就得不到救援，这样一来，我们懦弱的一面就会暴露。羌人会趁机进攻，其他各个部落也会响应，相互煽动，我担心到时候汉朝征调的兵力就不止四万了，而且这也不是钱财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少派军队却拖延时间，与一举迅速解决战斗相比，两者的利害相差万倍。”冯奉世坚持自己的观点，但最终没有得到认可。汉元帝下诏，给冯奉世增加两千人。于是，冯奉世率领一万两千名骑兵出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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