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一边给他擦脚，一边问：“多少？”
老刘头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贯？”
老刘头摇头。
“两千贯？”
老刘头还是摇头。
老伴的手停住了，抬起头看着他，眼中满是震惊：“两……两万贯？”
老刘头咧嘴笑了：“差不多。按照股份分成，咱们能分一万八千贯。”
老伴的手一抖，擦脚的布掉在了地上。
“一万八千贯……”她喃喃道，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咱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老刘头弯下腰，捡起擦脚布，自己擦干了脚，然后站起身，拉着老伴的手，认真地说：“老婆子，这些钱，老子不存着。老子要造船。”
老伴愣住了：“造船？”
“对。造船。”老刘头的眼中闪着光，“老子在海上漂了三十年，给东家跑了三十年的船。现在，老子要给自己跑。老子要买一艘船，请几个水手，自己下南洋。”
老伴沉默了很久。她知道，这个男人不是在跟她商量，而是在告诉她。他决定了的事情，从来不会改。
“好。”她说，“你造。我等你。”
老刘头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第二天一早，老刘头就去了登州船厂。
孙正平正在船坞里检查一艘新船，看到老刘头来了，抬起头：“老刘头？你不是刚回来吗？不歇几天？”
“不歇了。”老刘头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子，往孙正平面前一放，“孙师傅，我要造船。”
孙正平打开包袱，看到里面白花花的银子，眼睛都直了：“这……这是多少？”
“一千贯。定金。”老刘头说，“我要造一艘船，跟‘破浪号’一样大。不，比‘破浪号’还大。”
孙正平看着他，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老刘头，‘破浪号’是战舰，不卖。”
“我不要战舰。”老刘头摇头，“我要商船。能装货、能跑远海、能抗风浪的商船。你给我造最好的，钱不是问题。”
孙正平笑了：“好。我给你造。三个月之后，你来取船。”
老刘头点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孙师傅，这艘船，我要叫它‘老刘头号’。”
孙正平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行！‘老刘头号’！我记住了！”
老刘头走后，孙正平看着那包银子，摇了摇头。这个老刘头，六十岁了，还这么拼。但他理解——一个人在海里漂了三十年，终于有了自己的船，这种心情，他懂。
老刘头不是唯一一个造船的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登州、明州、泉州三大船厂接到了铺天盖地的订单。商人们、渔民们、甚至一些士绅地主，都拿着银子来造船。订单多到三大船厂根本接不过来，不得不加班加点，日夜赶工。
孙正平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他造了一辈子船，从来都是船等人，从来没有船不等人的。但现在，是人等船。有人为了能早点拿到船，甚至愿意多付一倍的价钱。
“孙师傅，我的船什么时候能好？”
“孙师傅，我加钱，你先给我造！”
“孙师傅，我等不及了，我自己有木料，你帮我造就行！”
孙正平被吵得头都大了，但他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他知道，这些船，不是用来打鱼的，不是用来运货的，而是用来——下南洋的。它们会载着大齐的货物，去占城，去爪哇，去三佛齐，去那些他只在海图上见过的地方。
它们会载着大齐的旗帜，征服那片大海。
三个月后，第一艘民造商船下水了。
不是老刘头的“老刘头号”，而是赵大牛的“赵家号”。
赵大牛没有造大船，他只造了一艘小船，长五丈，宽一丈五，只能载二十个人。但他不在乎大小，他在乎的是——这是他的船。他赵大牛的船。
下水的那一天，赵大牛在船头绑了一块红布，放了一挂鞭炮，然后带着儿子和三个同村的汉子，驾着船出海了。
他们没有去南洋，因为小船跑不了那么远。他们去了高丽，用船上的瓷器和茶叶，换回了高丽的人参和皮毛。来回一个月，赚了三十贯。
三十贯，不多，但这是赵大牛这辈子赚过的最大一笔钱。他把三十贯铜钱倒在桌子上，叮叮当当的，像一首美妙的乐曲。
“爹，”儿子说，“咱们下次去日本吧。听说日本的银子和扇子很值钱。”
赵大牛想了想，摇头：“日本太远，咱们的船跑不了那么远。先跑高丽，攒够了钱，换大船，再去日本。”
儿子点头，眼中满是憧憬。
赵大牛看着儿子，心中涌起一股骄傲。他的儿子，不再是那个只会种地的农村娃了，而是一个——海商。一个见过大海、跑过远洋的海商。
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后来真的去了日本，不但去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