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奉天。东三省陆军讲武堂。
张学良站在演习场的指挥台上，手里拿着望远镜，看着远处的演习部队。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章上是少校军衔，腰间的武装带锃亮，脚上的马靴一尘不染。十九岁的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一米七几的个头，身材匀称，肩膀宽阔，腰板挺直。他的脸型方正，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嘴角微微上翘，带着一种天生的贵气。但他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双眼睛——深邃、锐利，像两把出鞘的刀，又像两颗打磨好的黑曜石，让人不敢直视。
今天是讲武堂的毕业演习，也是他证明自己的机会。
“报告少帅，演习部队已集结完毕！”一个年轻的军官跑上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叫刘鸣九，是张学良在讲武堂的同学，也是他最信任的朋友之一。刘鸣九比张学良大两岁，河北人，家里是开药铺的，从小习武，身手矫健，脑子也灵活。他在讲武堂里成绩优异，尤其是战术课，每次都拿第一。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次战术推演课上。教官出了一个难题，全班三十多人，只有刘鸣九想出了破解之法。下课后，张学良找到他，说：“你叫刘鸣九？你的战术推演很精彩。”刘鸣九看着这个比自己小两岁的少帅，不卑不亢地说：“少帅过奖。这只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战场是另外一回事。”张学良笑了：“好。有机会，我带你上真正的战场。”
张学良放下望远镜，看了一眼刘鸣九，嘴角微微翘起：“开始吧。”
刘鸣九转身，举起手中的信号旗，用力挥下。演习场上，三千名学员分成红蓝两军，开始了激烈的对抗。蓝军是进攻方，红军是防守方。按照演习方案，蓝军应该从正面进攻，突破红军的防线。但张学良给蓝军下了一个不同的命令——佯攻正面，主力从侧翼的山谷迂回，绕到红军背后，一举歼灭。
演习进行到一半，红军的指挥官就发现了不对劲。正面进攻的蓝军虽然喊声震天，但火力稀疏，根本没有全力进攻的架势。他派人去侦察侧翼，发现了蓝军主力的踪迹。但他发现得太晚了——蓝军已经绕到了红军背后，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红军被前后夹击，阵脚大乱，不到半个小时就被“全歼”了。
演习结束，讲武堂的教官们面面相觑。按照教科书，蓝军应该正面进攻，依靠兵力优势突破防线。但张学良的战术完全违背了教科书，却取得了完胜。日本教官田中隆吉站在旁边，脸色很难看。他是讲武堂的总教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教了十几年战术，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打法。
“少帅，”田中隆吉走上来，用生硬的中文说，“你的战术，不符合教科书。正面佯攻，侧翼迂回，如果敌人发现了你的意图，你的主力就会被包围。”
张学良看着他，平静地说：“田中教官，如果敌人发现不了呢？”
田中隆吉愣住了。
张学良继续说：“我的斥候报告说，红军侧翼的山谷非常隐蔽，而且红军指挥官没有在侧翼布置侦察兵。这说明他没有想到我会从那里进攻。战争不是教科书，敌人也不是木头。你要根据敌人的弱点制定战术，而不是根据教科书。”
田中隆吉的脸色更难看了。他张了张嘴，想反驳，但找不到理由。演习的结果摆在那里，红蓝两军的实力相当，但蓝军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完胜。这是战术的胜利，不是兵力的胜利。
讲武堂的校长、张作霖的老部下孙烈臣走过来，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好小子，有勇有谋！你爹没白养你！”
张学良笑了笑，没有说话。他知道，这不算什么。他打过的仗，比这些教官们见过的都多。长津湖的雪，孟良崮的山，朝鲜的冰天雪地——那些才是真正的战场。讲武堂的演习，对他来说只是小儿科。
演习结束后，张学良把刘鸣九叫到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墙上挂着一幅东北地图。书桌上摆着一盏台灯、一个笔筒、几本书，还有一张赵一荻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一件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教堂门口，笑得很甜。
“鸣九，坐。”张学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刘鸣九坐下，腰板挺得笔直。
“今天的演习，你指挥得很好。”张学良说，“尤其是侧翼迂回的那一步，时机把握得很准。”
刘鸣九摇头：“是少帅的战术好。我只是执行命令。”
张学良笑了：“不用谦虚。你的能力，我看得到。”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操场。操场上，学员们正在收拾演习器材，夕阳照在他们身上，把影子拉得很长。“鸣九，讲武堂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
刘鸣九想了想：“回老家。我爹想让我继承药铺。”
张学良转过身，看着他：“回老家？开药铺？你甘心吗？”
刘鸣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甘心。但又能怎样？我家里没钱，没势，没有人脉。在军队里，没有背景，升不上去。”
张学良走回来，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的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