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魏忠贤的党羽、兵部尚书崔呈秀，揣摩着魏忠贤的意思，上了一道奏折，说什么 “东林余孽未尽，恐有死灰复燃之虞”，暗示新君应当继续打压东林党人。朱由检看过之后，只是淡淡地批复了一句：“知道了。国事为重，不宜再兴党争。” 既没有斥责，也没有同意，模棱两可，让崔呈秀和背后的魏忠贤都猜不透他的真实想法。
朝堂之上，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的官员，见新君对魏忠贤依旧 “看重”，便又开始像以前一样，对魏忠贤阿谀奉承，甚至有人提议，要为魏忠贤再建几座生祠，以彰显其 “功德”。朱由检对此不置可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任由他们表演。
这副 “宽仁” 甚至有些 “软弱” 的姿态，让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渐渐放下了一些戒心。在他们看来，这位十七岁的新皇帝，或许真的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年纪尚轻，缺乏主见，还需要依靠他们这些 “老成持重” 的旧臣来辅佐。魏忠贤甚至开始盘算，如何能像控制天启皇帝那样，牢牢地把这位新君也掌握在自己手中。
然而，他们都低估了朱由检。在那副温顺的表象之下，一颗复仇与革新的心，正在熊熊燃烧。他深知，魏忠贤树大根深，党羽众多，若贸然出手，只会打草惊蛇，甚至可能引发兵变，导致自己身败名裂。他必须等待时机，必须积蓄力量，必须一击致命。
暗地里，朱由检开始行动了。他利用批阅奏章的间隙，频繁地召见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官员。这些人大多是在天启年间被阉党排挤、打压，甚至罢官流放后又被重新启用的，其中不乏东林党的残余力量。
召见的地点，往往不在正大光明的大殿，而是在乾清宫的偏殿，或者是在深夜的书房。每次召见，都极为隐秘，除了王承恩，几乎没有其他人知晓。朱由检会屏退所有侍从，与这些官员促膝长谈。
“陛下，魏贼党羽遍布朝野，东厂缇骑更是无孔不入，陛下行事，千万要小心啊！” 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臣，曾因弹劾魏忠贤而被罢官，此刻面对新君，激动得老泪纵横，语气中充满了担忧。
朱由检点了点头，目光坚定：“朕知道。但魏贼不除，大明难安。先生深受其害，想必对其罪状知之甚详。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将魏忠贤及其党羽的劣迹，一一告知朕。”
于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老臣开始一桩桩、一件件地细数魏忠贤的罪状：如何诬陷忠良，如何滥杀无辜，如何卖官鬻爵，如何搜刮民脂民膏，如何在宫中作威作福，甚至如何与客氏勾结，干预后宫…… 每一件都令人发指，每一句都浸透着血泪。
朱由检静静地听着，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拳头在袖中攥得越来越紧。他没有打断，只是偶尔在关键处，会追问几句细节。这些来自亲历者的控诉，比任何卷宗都更能让他感受到阉党的罪恶，也更坚定了他清除阉党的决心。
除了听取这些官员的陈述，朱由检还命王承恩暗中联络一些在锦衣卫、东厂中，对魏忠贤不满或者尚有良知的底层校尉、力士，让他们搜集魏党成员的罪证。同时，他也在悄悄观察京营的将领，甄别哪些人是魏忠贤的死忠，哪些人可以争取，哪些人可以依靠。
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每一次秘密召见，每一次信息传递，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朱由检知道，自己身边可能就有魏忠贤的眼线，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他必须比任何人都谨慎，都有耐心。
他依旧每日按时上朝，听取百官的奏报，处理国家政务。他表现得勤勉而专注，对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甚至会与魏党成员讨论几句，显得毫无城府。他继续穿着那件半旧的常服，饮食也极为简单，与宫中的奢靡之风格格不入。有人进献奇珍异宝，他都一概拒收，说：“国用艰难，当以民生为重，这些奢侈品，以后不要再进献了。”
他的这些举动，在魏忠贤看来，不过是年轻皇帝故作姿态的 “节俭”，是缺乏帝王气派的表现，并未引起足够的警惕。
时间一天天过去，秋意渐浓，转眼就到了十一月。朝堂之上，表面上依旧风平浪静，魏党成员依旧耀武扬威，而朱由检的心中，那把复仇的利剑，已经悄然磨利，只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便要出鞘。
这个时机，很快就来了。
嘉兴府有个名叫钱嘉征的贡生，饱读诗书，性格耿直，早就对魏忠贤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新君即位后，他看到朱由检虽然表面上对魏忠贤 “恩宠有加”，但种种迹象又让他觉得，这位年轻的皇帝或许并非昏庸之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也抱着必死的决心，钱嘉征写下了一道措辞极为严厉的奏疏，弹劾魏忠贤 “十大罪”。
这道奏疏，如同惊雷一般，划破了笼罩在大明王朝上空的阴霾。
钱嘉征在奏疏中，第一条便直指魏忠贤 “并帝” 之罪：“陛下富于春秋，委政忠贤，凡内外章奏，必先关白，方可进御。忠贤自以为功高盖世，一切政务，皆由己出，俨然以皇帝自居，朝廷内外，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