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姑娘，你一个官家小姐，怎么能吃这种苦？”一个正在耕地的老农问道。
韦若曦擦了擦汗，笑道：“吃苦不算什么，能让地里长出粮食才重要。我小时候跟着父亲在乡下住过，知道挨饿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有地种的踏实。”
她教大家辨认优良的种子，告诉他们如何深耕、如何施肥——这些都是她从农书里看来的，结合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话讲出来。村民们听得认真，遇到不懂的就问，她都一一解答。
晚上，她就在油灯下给孩子们讲故事，教他们认字。孩子们起初很怕她，后来却天天围着她，叫她“韦姐姐”。看着孩子们脸上久违的笑容，韦若曦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刘文静处理完其他村子的事，回到柳村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荒芜的田地被重新翻耕，村民们干劲十足，韦若曦和大家一起劳作，有说有笑，完全不像个朝廷派来的官员，倒像是村里的一份子。
“韦小姐，你真是……”刘文静又惊又佩，一时说不出话来。
韦若曦笑着迎上去：“刘大人，您看，大家都愿意种地了。”
柳老汉也走了过来，对刘文静道：“官爷，韦姑娘是个好人啊。有她在，我们信朝廷了！”
刘文静看着眼前生机勃勃的景象，对韦若曦道：“韦小姐，你比许多朝廷命官都懂得如何体恤百姓。这劝农之事，有你相助，定能成功。”
韦若曦只是笑：“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离开柳村时，村民们都来送行。柳老汉捧着一小袋新磨的面粉，硬要塞给韦若曦：“姑娘，这是我们自己磨的，你带回去尝尝。”
韦若曦推辞不过，接了过来，心里暖暖的。她看着田地里已经播下的种子，仿佛看到了不久后的丰收景象。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韦若曦和刘文静又走访了十几个州县。每到一处，她都用同样的真诚打动百姓，帮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有的村子缺耕牛，她就协调附近的驿站支援；有的村子水渠不通，她就上报刘文静，尽快安排修缮；有的流民担心回乡后没有住处，她就提议让他们先住废弃的房屋，官府出钱修缮。
她的付出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流民回乡，荒芜的农田重新焕发生机，关中大地上，渐渐有了烟火气。地方官们也被她的劲头感染，开始认真落实劝农政策，有的甚至主动向她请教经验。
回到长安后，韦若曦并没有闲着。她将在各地看到的情况、收集到的建议整理成文书，交给刘文静，为后续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同时，她依旧没有放下整理旧档的工作，只是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赋税、水利，而是更多地关注到了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尤其是女子。
在一份关于隋末战乱的卷宗里，她看到这样的记载：“大业十三年，关中大饥，民多流亡，女子被卖为奴者，十之五六……”“武德元年，长安城西，发现饿死孤女七人，皆年不满十五……”
冰冷的文字背后，是无数女子的悲惨命运。韦若曦的心像被揪住一样疼。她想起李秀宁说的“我们女子，也能为朝政出份力”，更想起那些在战乱中失去丈夫、失去家人的寡妇，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女，她们该如何生存？
在柳村时，她就见过一个叫春杏的寡妇，丈夫死于战乱，留下她和一个三岁的孩子，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每天靠挖野菜为生，孩子饿得面黄肌瘦。韦若曦给了她一些粮食和钱，却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
“光有粮食还不够，她们需要能养活自己的本事。”韦若曦在日记里写道。她想起母亲曾教她纺织、刺绣，说“女子有一技傍身，走到哪里都不怕”。或许，她可以为这些孤苦的女子做点什么。
她开始查阅关于古代救济女子的记载，发现早在汉代就有“慈幼局”“安济坊”等机构，收留孤苦无依者。她灵机一动，为何不效仿古人，设立一个专门收留孤苦女子的“安济坊”，教她们纺织、刺绣等手艺，让她们能自食其力？
这个想法让她兴奋不已。她立刻着手撰写奏折，详细阐述设立安济坊的必要性、具体方案和所需资金。她提议，安济坊选址在长安城西（那里流民较多），由官府拨给房屋，募集资金购买纺织工具和原料，从秦王府和李秀宁的娘子军中抽调懂手艺的女兵担任教习，女子学成后，所织的布匹、绣品由官府统一收购，或帮她们寻找买家。
写完奏折，她犹豫了一下。此事虽小，却涉及到“女子”这个敏感群体，不知李渊是否会同意。但一想到春杏和她孩子的眼神，她还是鼓起勇气，将奏折递了上去。
李渊看到奏折时，正在批阅东征的战报。起初，他觉得此事太过琐碎，女子的事，历来是由家族、宗族负责，何须官府出面？但看着看着，他被韦若曦字里行间的恳切打动了。
“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不仅要有充足的粮食，还要有对每一个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