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接一家地关门。

    掌柜的带着伙计，用木板封死门窗，贴上“东家有喜，歇业三日”的红纸——谁都知道，这“喜”不知要“喜”到什么时候。

    南方来的商贾最敏感。

    他们经历过三藩之乱，知道战火一起，生意就完了。

    七月二十二日，一支庞大的商队从广渠门出城，三百多辆大车，载着货物、家眷，向南而去。

    那是徽州商帮的总舵，他们的撤离，像一声发令枪，其他商帮纷纷效仿。

    山西会馆关了，浙商会馆关了，广州会馆关了……这些商帮不仅自己走，还带走了大量伙计、仆役、工匠。

    短短几天，北京城少了数万人口。

    民间谣言四起，越传越邪乎。

    茶楼里，说书先生不说话了，茶客们交头接耳：“听说了吗？噶尔丹已经到张家口了！”

    “何止！我二舅在宣府当兵，昨天托人带信，说亲眼看见准噶尔的游骑，就在长城外头晃荡！”

    “完了完了，当年皇太极就是从喜峰口进来的，围了北京城一个月……”

    “崇祯爷那会儿，好歹有袁崇焕、孙承宗。现在朝中还有谁？索额图？明珠？都是文臣，能打仗吗？”

    “阿尔尼倒是个武将，结果怎么样？五万大军，让人家打得只剩裤衩！”

    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

    有钱的囤粮囤水，没钱的收拾细软，准备逃难。

    城门口每天排着长队，都是出城投亲靠友的百姓。

    守门的兵丁收受贿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自己也人心惶惶。

    七月二十五日，恐慌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