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着哑光白漆，正中央摆着一张金属折叠桌，桌上放着一台黑色笔记本电脑，屏幕朝下。桌后坐着个男人，四十岁上下，寸头，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工装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他面前摊着一本硬皮笔记本，钢笔横在页边，笔尖悬着一滴将落未落的蓝墨水。“陈主任，人到了。”前台说。男人抬眼。那眼神不锐利，也不浑浊，像一口深井，平静无波，却让井沿的青苔都透出凉意。他没说话，只抬手示意我坐下。我拉开椅子，金属腿刮擦地毯，发出令人牙酸的嘶声。他翻开笔记本，纸页翻动声沙沙作响。“王建国，三十四岁，户籍西区青石巷，高中肄业，母亲陈桂兰，慢性肾衰竭三期，每月透析三次，自费部分约四千二……”他念得很慢，每个数字都像秤砣，砸在寂静里，“父亲王德海，二十年前因盗窃罪入狱，服刑十二年，出狱后失踪，无任何社会关系登记。”我手指掐进掌心，指甲陷进肉里，一阵钝痛。他合上本子，终于看向我眼睛：“你填的入职资料，家庭成员只写了母亲一人。”“……是。”“为什么漏掉父亲？”“他……不算家人。”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他把我妈打到流产两次，最后一次，我妈跪在泥地里求他别碰我，他把我踹进猪圈，说养我浪费粮食。”陈主任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伸手，从桌下拎起一个帆布包，放在桌上。拉链拉开，里面是厚厚一摞材料：泛黄的派出所接警记录复印件，字迹模糊的调解书，还有几张边缘焦黑的照片——照片上是半塌的土坯房，墙上用红漆歪斜写着“王德海”三个字，字迹被雨水冲得只剩残影。最上面，压着一张崭新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是我，信息栏里，“父亲姓名”一栏，赫然印着“王德海”三个铅字。“你爸上个月，自己去派出所补办了身份证。”陈主任说，声音平淡无波，“户口本更新了，他把你，重新添进了户主名下。”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有根弦猝然崩断。王德海？那个连我高中毕业典礼都没露面、只托人捎来半包发潮香烟的男人？他补身份证？为了什么？陈主任从包里又抽出一份文件，封面上印着“上海市西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他推过来，指尖点在右下角签名处：“你看这个。”我伸手去拿，手指抖得几乎捏不住纸页。裁定书内容很短：申请人王德海，申请宣告其子王建国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理由：被申请人长期精神抑郁，伴有幻觉及被害妄想，曾多次扬言自杀，并于2023年9月21日，在青石巷27号住所内吞服安眠药未遂，由邻居发现送医……落款日期，是昨天。9月21日。我盯着那行字，胃里猛地一抽。那天是阿哲化疗结束回家的日子。我陪他在巷口小诊所输完最后一瓶营养液，他吐得胆汁都出来了，我扶着他往家走，路灯坏了，我们摸黑踩过一地碎玻璃碴子。我没吃药。我连阿哲的止痛片都没动过一片——那些药片白得刺眼，像一小截一小截凝固的骨头。“我没吃药。”我听见自己说，声音嘶哑，“那天我在陪阿哲。”“阿哲？”陈主任翻了一页笔记，“哦，阿哲。王哲，你表弟。诊断书上写的是淋巴瘤晚期，骨转移。他现在在哪？”“……医院。”“哪家医院？”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阿哲不在医院。三天前，他坐上南下的绿皮火车，车票终点站是云南普洱。他走之前，把那罐糖塞给我，又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他歪歪扭扭的字：“哥，普洱有茶山，茶树活百年，根扎得深。我去看看根咋活的。”他背包侧袋里，露出半截保温杯，杯身印着褪色的“来财科技”logo——那是我入职时发的纪念品，他顺手揣走了。陈主任静静看着我，等我回答。隔间里只有空调低沉的嗡鸣，像某种巨大生物在胸腔里缓慢搏动。他忽然问：“你知道‘来财’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吗？”我没吭声。他身体微微前倾，工装夹克肘部的毛边蹭过桌面，发出细微的“沙”声：“二十年前，西区有个民间互助会，叫‘来财会’。入会要交二百块押金，每月再交三十块‘聚财金’，说能帮人转运，治病消灾。后来查实，是打着慈善旗号的传销，头目卷款跑路前，最后一笔钱，付给了一个叫陈桂兰的女人——她当时在会里当会计，管账。”我浑身血液骤然变冷。“你妈没卷钱。”陈主任说，语气依旧平淡，“她把账本缝在棉袄夹层里，挨家挨户退钱，退到最后，自己肾病拖垮了。可那笔钱……”他顿了顿，“是王德海替她收的。他收完，转头就去了澳门，输光了。”我眼前发黑，扶住桌沿，指节用力到发白。青石巷27号那栋红砖房，我妈坐在院里小凳上，就着昏黄灯泡核对账本，算盘珠子噼啪作响；我爸蹲在门口抽烟，烟头明明灭灭，像一只沉默窥视的眼睛。原来那笔钱，早在我出生前，就已埋下腐烂的根。陈主任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我面前：“打开。”我拆开。里面是张光盘，标签手写着“20230921_青石巷27号_02:17-02:23”。旁边附着张便签：“巷口梧桐树监控，覆盖你家院门。你自己看。”我盯着那张光盘，像盯着一块烧红的烙铁。2023年9月21日凌晨两点十七分。那时阿哲刚睡着，呼吸微弱而急促。我坐在他床边的小板凳上，手里攥着那张普洱的火车票，票面被汗水浸得发软。我到底有没有……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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