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的北京，天空是那种北方秋季特有的、高远而通透的蓝。阳光很好，洒在国贸三期银灰色的玻璃幕墙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毕克定抬头看了眼这栋北京第二高的建筑，整理了一下西装下摆，迈步走了进去。
振东集团的北京办事处位于国贸三期六十八层。电梯上行时几乎没有声音，只有微弱的失重感提示着高度的攀升。毕克定站在轿厢里，看着数字一层层跳动，手指在公文包的皮质表面上轻轻摩挲。
包里只有三样东西：一份十二页的《未来能源实验室项目建议书》，一份用亚麻布仔细包裹的老茶饼，以及一部除了基本通讯功能外什么都没有的加密手机。没有名片夹，没有宣传册，没有任何彰显身份的多余之物。
电梯到达。门开的瞬间，毕克定调整了一下呼吸。不是紧张，是进入状态前的准备——就像运动员上场前的热身，狙击手扣动扳机前的屏息。
前台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穿深灰色职业套装，头发一丝不苟地挽在脑后。看到毕克定，她站起身，露出标准而克制的微笑：“请问是毕先生吗？”
“是的，和林董事长约了两点半。”
“林董正在会客，大概还需要十五分钟。请您先在休息区稍等，我给您泡茶。”女人引着他走向休息区，步伐平稳，姿态得体。毕克定注意到，她走路时几乎不发出声音，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猫。
休息区很宽敞，一整面落地窗，可以俯瞰半个北京城。视野极好，长安街的车流在脚下缩成玩具模型大小，远处的故宫、景山、北海，在秋日阳光中轮廓分明。沙发是意大利进口的真皮，茶几是整块的胡桃木，上面摆着一套紫砂茶具，看包浆至少养了二十年。
“您喝茶还是咖啡？”女人问。
“茶，谢谢。清淡些就好。”
女人点点头，动作娴熟地开始泡茶。毕克定在沙发上坐下，没有四处张望，但眼角的余光已经将整个空间扫描完毕。墙上挂着一幅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复制品，真迹应该在某博物馆；书架上是成套的《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书脊有经常翻动的痕迹；角落里摆着一盆长势极好的君子兰，叶片油亮，花开得正好。
细节能说明很多事。一个在办公室放《二十四史》的人，要么是真有学识，要么是附庸风雅。但结合林振东的经历和谈吐，毕克定倾向于前者。那盆君子兰也很有讲究——这种花难养，能养到开花，说明主人有耐心，懂规律，而且经常在办公室，才能及时照料。
“您的茶。”女人将一杯茶放在他面前。汤色清亮，香气清雅，是上好的龙井。
“谢谢。”毕克定端起茶杯，小口啜饮。水温刚好，茶叶应该是明前，嫩芽完整，回甘绵长。
女人退了出去，休息区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很安静，只有空调系统低沉的嗡鸣，和偶尔从窗外传来的、被高度过滤后的城市背景音。
毕克定放下茶杯，打开公文包，取出那份建议书，又看了一遍。十二页，每页的内容他都倒背如流，但他还是需要确认每一个细节——数据、逻辑、措辞，不能有任何纰漏。
这份建议书是他亲自写的，没有让任何人插手。不是不信任团队，而是有些东西，必须自己经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内容很简单，只有三部分：为什么要建这个实验室，怎么建，建了之后要做什么。没有花哨的图表，没有浮夸的预测，只有实实在在的技术路径、人才计划、资金安排。
但简单不等于简陋。每一个结论都有数据支撑，每一个决策都有逻辑链条，每一个承诺都有兑现路径。这是给聪明人看的东西，不需要包装，只需要硬核。
看完最后一页，毕克定合上文件，重新放回包里。然后他取出那包茶饼，拆开亚麻布。茶饼用宣纸包裹，纸上印着“红印圆茶”四个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茶公司的老包装。茶饼本身保存得很好，边缘圆润，色泽褐红，闻之有陈香。
这是他从卷轴的数据库里找到的信息——林振东酷爱普洱茶，尤其收藏老茶。这块1958年的红印圆茶，是他在香港一家老字号茶行找到的，花了不小的代价。但他不打算送，只是准备“一起品鉴”。
礼物分两种：一种是送出去的，一种是拿出来分享的。前者是贿赂，后者是交流。聪明人都能看懂其中的区别。
墙上的挂钟指向两点四十分。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分钟，但毕克定没有任何不耐烦。他在商场混了三个月，已经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权力，往往体现在对别人时间的支配上。让你等，是试探，也是姿态。
两点四十五分，休息区的门被推开。进来的不是林振东，而是笑媚娟。
她今天穿了件米白色的羊绒衫，配深灰色西装裤，头发松松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额前，比那天在酒会上少了几分凌厉，多了几分随性。但眼神依然锐利，像随时准备出鞘的刀。
“毕先生，久等了。”她走过来，在对面沙发坐下，很自然地给自己倒了杯茶，“林董那边临时有点事，让我先过来陪您聊会儿。”
陪聊。这个词用得很妙，既解释了林振东的迟到，又暗示了她的身份——不是秘书，不是下属，而是能代表林振东说话的人。
“没关系，林董事务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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