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指武媚娘）非寻常女子，其志不在椒房。余渐察之，知其可为非常之主，亦知追随其后，风险莫测，然机遇亦在此。余身已残缺，若不能做一番事业，留名于世，则与草木同朽何异？此念一生，便如心魔，再难遏制。”
他坦诚了自己最初的投机与野心，也写下了在感业寺那个风雨之夜，与武媚娘定下“非常之策”时的紧张与决绝。他写如何协助武媚娘重返宫廷，扳倒王皇后、萧淑妃，稳固后位，进而攫取权力。他写永徽、显庆年间的暗流涌动，写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元老重臣的明争暗斗，写每一次政治风暴中的权衡、算计，与偶尔闪现的愧疚。
“废王立武，非仅后宫之争，实乃皇权与关陇门阀之争。后欲集权，必除长孙、褚等。余献策用许敬宗、李义府等，罗织罪名，打击异己。其间或有冤屈，或有牵连，然政治倾轧，从无温情。余非不知其酷，然当时情境，非如此不足以竟全功。此事，余不讳言，亦不推诿。后世若以此罪余，余亦认之。然若重来一次，余或仍会如此选择。因若不除彼等，则后之新政，永昌之治，无从谈起。”
他写武媚娘临朝称制，自己如何从幕后走向台前，执掌权柄。他写永昌新政的蓝图如何在胸中勾勒，又如何克服重重阻力，艰难推行。他写清查田亩、整顿漕运时的阻力与成效；写设立市舶司、开拓海疆时的兴奋与风险；写建立格物院、推广新式农具和技术时的期望与非议。
“治国之道，在富国强兵。富国需开源，强兵需利器。余以为，拘泥于祖制，固守于农桑，不足以应对未来之变。开海通商，引入异物，学习技艺，乃必由之路。然此路艰险，朝中守旧者众，利益牵绊者多。每行一步，皆需筹谋，皆需借力，皆需……非常手段。”
他用了大量篇幅，详细记述各项新政的初衷、设计、推行过程中的具体困难、取得的成效以及引发的争议。他并不回避问题，比如市舶司初期的贪腐，比如新式犁具推广中因官吏执行不力导致的民怨，比如开拓海外初期因水土不服、疾病、冲突导致的巨大伤亡。他甚至记录了一些失败或效果不彰的尝试，并分析了原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余亦非算无遗策。永昌七年，冀北推广新式纺机，本为惠民，然地方豪强与官吏勾结，强买强卖，盘剥百姓，反成苛政。待余察觉，已民怨沸腾。此事，余之失察，难辞其咎。后严惩涉事官员，调整方略，方挽回些许。然百姓受损，已难弥补。此等事，非止一端。余常自省，然时不我待，往往只能两害相权，但求利大于弊。”
他也写到了用人。写自己如何提拔狄仁杰、宋璟、张束之等能臣干吏，也写为何一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打击反对势力，以及后来又如何意识到酷吏之祸，着手限制、铲除。
“用周、来等人，如持双刃利剑，可伤敌，亦易伤己。彼等罗织罪名，构陷忠良，确有其事，余亦有所闻。然当时反对新政之势甚嚣，非用重典，无以震慑。及至反对者气焰稍戢，彼等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且行事愈发酷烈，有失控之虞。余遂借机除之，以平民愤，亦为……灭口。”写到此处，他笔锋微顿，墨迹稍洇，仿佛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复杂与沉重。“此中权衡，是耶非耶？或只为权宜，然确有不德。余不辩。”
他写与门阀世家的斗争，写如何利用科举改革、提拔寒门、经济手段，一点点削弱其政治与经济基础，其间充满了阴谋、妥协与血腥。他写与边疆异族的和战，写对吐蕃、突厥、契丹的策略，既有怀柔，也有征伐，目标始终是帝国的安全与利益。
他写武媚娘登基为帝，自己身份更加微妙，权力达到顶峰，却也如履薄冰。他写自己如何平衡与武媚娘的关系，既保持影响力，又避免功高震主。他写武周代唐时的复杂心情，既为武媚娘达成夙愿而感慨，又对李唐宗室凋零、国号更易有一丝难以言说的怅惘。
“后登基，改元大周，余心实喜忧参半。喜者，女子为帝，千古未有，后之才略，足堪大任，亦证明余当初押注未错。忧者，李唐旧臣，天下士人，其心未必服膺。且女主临朝，本已遭物议，今更革鼎，恐非议更甚。然开弓已无回头箭，唯有竭力辅佐，稳固江山，以实绩消弭非议。此中心绪，难以尽述。”
他写自己对帝国未来的忧虑与构想。写设立咨政院、尝试限制君权的初步想法（未展开，只点到为止），写对海外探索的持续投入与长远规划，写对格物之学的重视与期待，写对可能出现的土地兼并、贫富分化、官僚腐化等问题的隐隐担忧，以及自己尝试提出的一些预防措施（如审计制度、监察强化等）。
“余常思，人亡政息，古之常理。余与后所行新政，能存续几时？若后世子孙不肖，或固步自封，或横征暴敛，则今日之种种，皆成画饼。然，总不能因噎废食。但行前路，莫问前程。埋下种子，总有发芽之日，或许在百年之后，或许在千里之外。余之所为，但求无愧于心，有益于时。”
他写自己的疾病，写对生命的留恋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