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才的歌声，像一场情感的风暴，席卷了每个人，也抽空了每个人的力气。
直到下课钟声远远传来，大家才如梦初醒，默默地收拾东西，低着头，红着眼眶，陆续走出音乐教室。
阳光依旧，秋风依旧，但每个人脸上的神情，都与进入教室前截然不同了。
那是一种经历了强烈情感洗礼后的疲惫、肃穆，以及眼底深处难以熄灭的火焰。
林怀安走在回教室的路上，脚步有些虚浮。
那悲怆的旋律，还在他脑海中反复回响，歌词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这简单的句子，拥有着任何雄辩、任何理论、任何数据都无法比拟的、直击灵魂的力量。
它让他真切地、血肉模糊地感受到了“国破家亡”四个字的重量。
他想起了生物课上孟先生关于“天演”与“人道”的辨析，想起了“物竞天择”的冷酷与救亡图存的急迫。
在《松花江上》这血泪的歌声面前，任何抽象的争论似乎都显得有些苍白。
苦难是如此具体，如此真切，它不需要理论包装，本身就拥有最强大的说服力。
但同时，一个更深的问题，也在他心中浮现
歌声之后呢？
悲愤之后呢？
泪水之后呢？
唱歌能唤醒人心，能凝聚力量，但能赶走侵略者吗？
能收复失地吗？
能让流亡的同胞回家吗？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激动过后，更需要冷静的行动。
可行动的方向又在哪里？
是像周世铭那样，坚信只有彻底追随现有的力量，才能凝聚国力？
是像许多激进同学私下议论的那样，需要更彻底的、更激烈的变革？
还是像谌先生、胡先生暗示的那样，在更根本的文化、思想、教育上下苦功，做更长远的准备？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在经过国难日的默哀、化学实验的惊险、进化论的思辨，尤其是今天这堂泣血音乐课的冲击之后，已经不再是模糊的意念，而变成了胸腔里一团燃烧的、滚烫的、却又找不到明确出口的火焰。
这火焰烧灼着他，让他坐立不安，让他对按部就班的课堂、对风花雪月的闲谈、甚至对个人前途的忧虑，都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说的焦躁和疏离。
放学时，他发现许多同学的眼圈还是红的。
《松花江上》的旋律，如同最顽强的种子，已经扎根在许多人的心底，时不时会有人不自觉地、低低地哼唱出其中的片段。
一种无声的、悲愤的共鸣，在年轻的学子们之间流动。
连平日里最讲究“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马文冲，也罕见地沉默了一路，临分别时，才用力拍了拍林怀安的肩膀，哑声道
“这歌……唱得人心里堵得慌，可又不能不唱。”
林怀安重重点头。
是的，不能不唱。
这歌声，是苦难的呐喊，是耻辱的印记，也是不灭的火种。
它或许不能立刻给出救国的答案，但它至少撕开了那层试图用麻木、忙碌或空谈来掩盖的伤口，让血淋淋的现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逼着每个人去直面，去思考，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去行动。
回家的路上，他特意绕了一段，从一处常有东北流亡学生聚集演讲的街口经过。
果然，那里又围了一小群人。
一个衣衫单薄、面容清癯的年轻人，正站在一个破木箱上，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寒风将他单薄的衣衫吹得紧贴在身上，但他的脊梁挺得笔直，眼中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周围的人群，有的面露同情，有的神色麻木，有的匆匆走过，也有的，眼中闪烁着和林怀安他们一样复杂难言的光芒。
林怀安没有停留，但他把那身影，那眼神，牢牢刻在了心里。
他加快脚步，向林家小院走去。
暮色四合，胡同里飘出窝窝头和炒白菜的香气，夹杂着母亲唤儿归家的悠长喊声。
这日常的、琐碎的、属于北平城的烟火气息，与方才音乐教室里那冲天的悲愤，与街口那流亡学生嘶哑的呼喊，与历史书上那沉重的铅字，与军训场上那冰冷的训诫……所有这一切，都混杂在一起，构成这个时代一幅光怪陆离、令人心碎又催人奋进的画卷。
而他，林怀安，一个普通的北平中学生，正站在这幅画卷的某个角落，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试图寻找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方向，以及那句“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的答案。
这答案，不在风中，不在歌里，或许，就在他们这一代人，注定坎坷而艰难的求索路上。
只是那路，究竟通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