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以“稽查奸细、整肃京畿”为名，南北衙的兵士在洛阳两市的各色场所出入频繁。
特别是几家规模较大、背景复杂的赌坊、货栈，被重点“关照”，账目被查，人员被盘问，虽未直接抓人封店，但那架势足以让不少人心惊肉跳。
几家背后有些势力的赌坊老板，托关系递话到某些官员那里，得到的回应却含糊其辞，甚至避而不见。风向变了。聪明人开始缩起脖子，收敛爪牙。
那家“千金散尽”赌坊老板的“暴毙”，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虽未激起滔天巨浪，但沉下去的阴影，让潭底的某些生物感到了不安，开始向更深处隐匿。
就在这表面平静、内里暗流涌动的当口，另一场风波，却在代表帝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内，以更公开、更激烈的方式爆发开来。
这场风波的源头，是一封由国子监祭酒孔颖达之孙、国子博士孔纬领衔，十七名博士、助教及近百名监生联名签署的奏疏。奏疏文辞华美，引经据典，但核心意思尖锐如刀：直指当前科举取士与士林风气之“弊”。
“……夫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经史者，士人之根本，礼义之渊薮。然观近年选士，有重‘明算’、‘明法’、‘格物’等末技之倾向。
此等专科，虽云实用，然究其根本，不过器用之学，锱铢之技。朝廷稍开其门，本为广纳贤才，补经义之不足。
奈何功利之心日炽，竟使无数士子弃圣贤之大道，逐锱铢之小利。或埋首于九章勾股，或沉溺于律令条文，或耽玩于奇巧淫技，于《诗》《书》《礼》《易》《春秋》之微言大义，反漠然视之，或浅尝辄止……”
“……长此以往，士不知礼，何以修身？臣不通道，何以治国？朝堂之上，若尽是锱铢必较、工于算计之辈，而无通晓经义、明辨是非之君子，则礼崩乐坏，国之不国，不远矣！
臣等伏请陛下明察，重申‘进士科’为取士之正途，明定其授官、升迁优于诸科。至于明算、明法等科，可存其名，然录取之额，当严加限制，以正视听，以端士习……”
奏疏经由通政司，直抵御前。皇帝李弘览毕，未置可否，只按惯例批了“着内阁并吏、礼、工、户诸部议处”，便将副本发还国子监，同时将原件送至清晖殿，请李贞过目。
这封奏疏如同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文坛湖面，瞬间激起千层浪。
它所抨击的，不仅仅是几门专科，更是近年来随着“格物”之学兴起、铁路修建、工坊新政、市舶司扩张而逐渐形成的某种“重实务、重效益”的社会风向。
更微妙的是，奏疏中虽未明言，但字里行间，隐约将“公主下嫁工匠”、“女子为首辅”等“有乖伦常”之事，与这股“重利轻义”的学风败坏联系了起来。这触动了太多人的神经。
支持者众。尤其是一批以经学传家、自诩清流的官员，以及许多苦读经书多年、将进士及第视为唯一正途的世家、官宦子弟，仿佛找到了主心骨和发泄口。
孔纬的学舍一时间门庭若市，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称其“卫道直言”、“振聋发聩”。
国子监内，那些专攻经学的博士、学生，走在路上腰杆都似乎挺直了几分，看向隔壁“明算”、“明法”学舍的目光，也带上了毫不掩饰的优越与批判。
反对的声音同样激烈。革新派官员，尤其是与实务紧密相关的部门，如工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赵明哲、户部主持工作的侍郎、以及以明察善断着称的狄仁杰等人，反应尤为强烈。
狄仁杰在接到奏疏副本的当天，便写下驳议，针锋相对：“……孔博士所言，看似持正，实则偏颇。治国如烹小鲜，盐梅相济，方成其味。
经义礼法，国之盐梅，不可或缺；算术律令，工巧营造，亦国之梅盐，岂可偏废？昔太宗皇帝开文学馆，广纳贤才，未闻独重一经。今陛下开专科取士，正为补经义取士之不足，使野无遗贤，各尽其能。
近年来，明算科出身者，于户部理财，条分缕析，国库日丰；明法科出身者，于刑部、大理寺断案，明察秋毫，狱讼渐清；格物之学，更助工部改良器械，开河铺路，利国利民。
此皆‘末技’乎？若此为末技，则何以解民生之困，增国家之利？……若言习专科者皆逐利忘义，则置那些寒窗苦读、欲以一技之长报效国家、改善家境的寒门学子于何地？
难道唯有熟读经书、高谈阔论，方为君子，务实做事者，便成小人？此非求才之道，实乃堵贤之路也！”
赵明哲的回应更为直接，他甚至在一次小范围的部堂会议上，将那份奏疏拍在桌上：“胡说八道！没有算学，如何清丈田亩，收取赋税？没有律法，如何断案决狱，平息纷争？没有格物之学，如何改良织机，修建铁路？
让他们那些只会背书的博士，去算算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