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记于癸丑年二月廿一
一、惊蛰夜的惊醒
癸丑年二月十九，惊蛰。凌晨三点四十七分。
苏小涵从床上弹坐起来，心脏狂跳得像要冲破胸腔。卧室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帘缝隙透进一点街灯的光。她大口喘气，手指紧紧抓住被单，指尖冰凉。
又是那个梦。
不，不是“那个梦”，是“那些梦”。层层叠叠，像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里面还有一个，永无止境。
她摸索着打开台灯。暖黄的光照亮房间——她的房间，从小学住到现在，书架上的书按高矮排列，窗台上的绿萝长得茂盛，墙上贴着学生送的教师节贺卡。一切熟悉得令人安心。
但梦里的感觉还在。那种被追赶的窒息感，那种站在悬崖边的眩晕感，那种眼看着自己坠落却发不出声音的绝望。
她拿起床头柜上的笔记本和笔。这是心理咨询师李医生建议的：“每次做噩梦醒来，立刻记录。写下梦境细节，写下醒来时的感受。把无形的恐惧变成有形的文字，你会获得某种掌控感。”
小涵翻开笔记本，前面已经写了三十多页。今天是第六十四天，第六十四个噩梦。
笔尖在纸上颤抖：
“2月19日，凌晨3:47
第几层梦？记不清了。
场景：婚礼现场，但宾客全是模糊的影子，没有脸。我在红毯上走，婚纱很重，像灌了铅。走到拱门下，看见林远站在那儿，背对着我。我喊他，他转身——没有脸，是一面镜子，镜子里是我自己的脸，在哭。
然后场景切换：我在普吉岛的海滩上奔跑，赤脚，沙子很烫。远处有两个人影，手牵手。我追上去，但腿像陷在泥里，跑不动。海浪打过来，是红色的，像血。
惊醒。心跳128（测了）。出汗，手抖，想吐。”
写完，她放下笔，双手捂住脸。掌心能感觉到眼窝的凹陷，这两个月她瘦了十二斤，原本合身的衣服现在松松垮垮。
窗外传来雷声。惊蛰的第一声春雷，闷闷的，像远山的叹息。
小涵想起小时候，父亲教她背节气诗：“一阵催花雨，数声惊蛰雷。”那时她怕打雷，一打雷就往父亲怀里钻。父亲说：“雷是老天爷打鼓，催万物醒来。小涵也要勇敢。”
现在她二十八岁，不怕打雷了，但怕黑夜，怕睡觉，怕那些不知何时会降临的梦境。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失眠群的消息——她上周加入的，群里都是睡眠障碍者，半夜三更互相陪伴。
有人发：“又醒了。数羊数到三千，还是清醒的。”
下面有人回：“试试478呼吸法。”
小涵没有回复。她关掉手机，靠在床头，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街上驶过一辆车，车灯的光在天花板上划过，像一道短暂的流星。
她想，如果那天林远没有逃婚，现在他们会是在哪里？蜜月旅行应该结束了，可能在布置新房，可能在计划要孩子，可能在为琐事争吵，也可能在相拥而眠。
但那些“可能”都死了。死在腊月初八的酒店里，死在普吉岛的海滩上，死在这六十四天的噩梦里。
二、白天的正常
早晨七点，小涵准时起床。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底有浓重的青黑。她用遮瑕膏仔细遮盖，化了淡妆，挑了件米色的针织衫和深色长裤——得体，低调，符合小学教师的身份。
母亲已经准备好早餐：小米粥，煮鸡蛋，一碟咸菜。看见小涵出来，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小涵坐下，剥鸡蛋。蛋壳很脆，剥开后蛋白光滑。她小口吃着，机械地咀嚼。
父亲在看早报，但小涵知道他没看进去——报纸拿反了。这两个月，父母老了很多。母亲的白发多了，父亲的话更少了。他们不再提“结婚”“对象”这些词，甚至看电视遇到婚礼场景都会立刻换台。
“今天有课吗？”父亲问。
“上午两节语文，下午教研会。”小涵说。
“天气冷，多穿点。”
“嗯。”
简单的对话，藏着深深的担忧。小涵知道，父母每晚都睡不好，听见她房间有动静就会醒。母亲偷偷去庙里求了平安符，塞在她枕头下。父亲咨询了律师，问能不能起诉林远“精神损害赔偿”，律师说很难。
有什么用呢？就算赔钱，能赔她九年的青春吗？能赔她在四百人面前的尊严吗？能赔她如今破碎的睡眠和对人性的信任吗？
八点，小涵到学校。春寒料峭，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