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的雨季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
十一月的海风裹挟着水汽，从高雄港一路漫进盐埕区的大街小巷。墨海贸易行的玻璃橱窗上，雨痕像一道道未干透的泪迹，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微光。林默涵推了推金丝眼镜，目光落在窗外那辆已经停了两个小时的黑色轿车——车顶积了薄薄一层水，但车窗始终没有摇下。
“沈先生，海关的王科长又来催了。”伙计阿明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手里捏着电报封套，“说是那批从基隆转口的红糖，港务局那边不肯放行。”
林默涵转过身，温文尔雅的脸上浮起商人惯有的苦恼神色：“王科长要多少？”
“这个数。”阿明伸出五指，又翻了一面。
“一千新台币？”林默涵在柜台后踱步，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算盘珠子，“上个月才给了八百。你去告诉他，今年糖价跌了三成，贸易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样，你带五百过去，就说是我沈墨的一点心意，请他通融几天。”
阿明应声退下。林默涵等他走出店门，才从柜台抽屉里取出一枚铜钱——正面朝上。这是“老渔夫”定下的安全信号，意味着今日可以接收情报。
他抬腕看表：下午三点四十分。离与“信天翁”的接头时间还有二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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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营海军基地的文书室里，张启明第三次掏出怀表。母亲肺痨的诊断书就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旁边是妹妹从屏东寄来的信：“哥，妈昨夜又咳血了，李大夫说要用盘尼西林……”
盘尼西林。这三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军医院的配额早就用完，黑市上一支要价三百银元，还得是美金结算。他一个中尉文书，月俸不过四十新台币，就算不吃不喝，也得攒上大半年。
“张文书，处长找你。”门外传来勤务兵的声音。
张启明手一抖，钢笔在报表上划出长长一道墨迹。他定了定神，将玻璃板下的诊断书和信笺迅速塞进内袋，理了理军装领口，这才推门出去。
第三处处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推开门时，魏正宏正站在窗前，背对着门，手里端着白瓷茶杯。雨滴敲打着窗玻璃，他的剪影在昏黄的天光里显得格外瘦削。
“报告处长，文书室中尉张启明奉命报到。”
魏正宏没有转身，只是抬起左手，示意他关门。等门合上的轻响落下，他才缓缓开口，声音像浸了油的丝绸，滑腻而阴冷：“张文书，你来处里多久了？”
“回处长，一年零三个月。”
“一年零三个月。”魏正宏重复道，终于转过身来。四十五岁的男人，鬓角已见霜色，但那双眼睛却锐利得像鹰隼，仿佛能穿透皮肉直视骨髓，“时间不短了。我听说，你母亲病得很重？”
张启明心头一紧，垂在裤缝旁的手指微微蜷起：“劳处长挂心，是些老毛病……”
“肺痨可不是老毛病。”魏正宏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轻轻推到桌沿，“这里是三支盘尼西林，美国货，昨天刚从第七舰队医务室调来的。”
张启明盯着那个纸袋，喉咙发干。
“别紧张。”魏正宏在椅子上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腹前，露出一个近乎温和的微笑，“我军情局向来体恤下属。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说是不是？”
“处长需要属下做什么？”
“简单。”魏正宏从另一侧抽屉抽出一份档案，翻开第一页，上面贴着高雄港区的地图，用红笔圈出了七八个位置，“上个月，基地的‘台风计划’初期方案泄密，虽然只是些外围部署，但上面很震怒。我们排查了所有接触过文件的人，你猜怎么着？”
张启明额角渗出细汗。
“所有经手人都有不在场证明，除了——”魏正宏的手指落在档案的某一栏，“文书室负责归档的张启明中尉。你十七号晚上八点到十点，人在哪里？”
“属下……在宿舍抄写文件。”
“有人证明吗？”
“同寝室的李副官那晚请假回家了。”
“所以没人证明。”魏正宏身体前倾，声音压得更低，“但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一个孝顺母亲、爱护妹妹的年轻人，怎么会是共谍呢？你说是不是？”
张启明双腿发软，几乎站立不住。
“我要你帮我做件事。”魏正宏从档案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照片上是个戴金丝眼镜、穿西装的中年男子，正站在码头与货轮船长交谈，侧脸温和儒雅，“这个人，你认识吗？”
照片的背面用钢笔写着：沈墨，墨海贸易行总经理，祖籍福建晋江。
“不认识。”张启明脱口而出，但话音刚落，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半个月前，他去港务局送文件，在走廊里撞见过这个男人。当时对方正和港务处长谈笑风生，手里拿着一份糖业出口的批文，金丝眼镜在走廊的灯光下反了一下光。
“真不认识？”魏正宏盯着他，眼神渐渐转冷，“张文书，我给你机会，是看你还有救。你母亲的病拖不得，这药——”他手指点了点牛皮纸袋，“今晚之前送到屏东，或许还来得及。但要是耽误了……”
他没有说下去，只是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叶。
张启明闭上眼睛。母亲的咳嗽声、妹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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