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时衍关掉了收音机。他的思绪在飞速运转：林建勋为什么要对苏砚下手？仅仅是为了赢得官司？不，这说不通。林建勋是顶尖律师，他有的是办法在法庭上打败对手，没必要用这种极端手段。除非...苏砚掌握了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手机震动，是苏砚发来的消息：“已加强安保。到了直接上顶层，我在玻璃房等你。”
玻璃房是苏砚办公室外的一个小型会议室，三面都是落地玻璃，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她喜欢在那里和人谈重要的事，她说透明的环境能让谈话更坦诚。
四十分钟后，陆时衍抵达智科科技大厦。安保明显加强了，入口处除了原有的保安，还多了两个穿黑西装、戴耳麦的保镖。前台确认了他的身份后，才放他进入专用电梯。
电梯直达顶层。门开时，苏砚已经等在门口。她今天穿了一身象牙白的西装套装，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利落的发髻，脸上化了淡妆，但仔细看，眼下仍有些疲惫的阴影。
“你没事吧？”陆时衍问。
“我很好。”苏砚带他走进玻璃房，示意他坐下，“倒是你，看起来一夜没睡。”
陆时衍在沙发上坐下，接过苏砚递来的咖啡，将警局的发现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随着他的叙述，苏砚的脸色越来越沉，最后几乎结成了冰。
“所以，车祸是蓄意谋杀。”她一字一顿地说，声音冷得像冬天的铁，“而且幕后主使可能是林建勋。”
“目前还只是推测，但王志的出现，确实很可疑。”陆时衍说，“我们必须假设最坏的情况——林建勋已经察觉到我们在调查他，而且不惜用极端手段来阻止我们。”
苏砚站起身，走到玻璃幕墙前。从这个高度望下去，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都变得渺小。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
“你知道吗，时衍，”她背对着他说，“我父亲的公司破产那年，我十四岁。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放学回家，看到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母亲在哭，客厅里堆满了纸箱，工人在打包东西。父亲看到我，勉强笑了笑，说：‘小砚，我们要搬家了。’”
她转过身，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生意失败了。但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后来我在他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有林建勋的签名。那时候我还小，不懂那些法律文件意味着什么，但我记住了那个名字。”
陆时衍静静地看着她。这是苏砚第一次如此详细地讲述过去。
“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变得强大。”苏砚走回沙发边坐下，“我要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再也不要让别人随意决定我的命运。这些年，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不谈恋爱，不交朋友，因为我害怕——害怕信任别人，害怕再次经历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她直视着陆时衍的眼睛：“直到遇见你。”
玻璃房里安静下来，只有中央空调发出细微的嗡鸣声。窗外的云层在移动，阳光时明时暗，在两人之间投下变幻的光影。
“苏砚...”陆时衍开口，却不知该说什么。
“我不需要同情。”苏砚打断他，语气恢复了平时的冷静，“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为什么我必须赢。不仅仅是为了公司，为了那些跟着我打拼的人，也为了十四岁的那个我——她失去了家，失去了童年，但她没有失去战斗的勇气。”
陆时衍点点头：“我明白。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继续追查下去——不仅仅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我的信念。法律不应该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律师的职责是守护公正，而不是践踏它。”
两人相视无言，但某种默契在沉默中建立。他们都曾是理想的坚守者，都在现实中碰壁，但都没有放弃。或许，这正是他们能成为盟友的原因——不是因为利益，不是因为情感，而是因为内心深处，他们相信同样的东西。
“接下来怎么办？”苏砚问。
陆时衍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我昨晚整理的，林建勋过去十年经手的所有重大案件的资料。我发现一个规律——每当他的客户面临败诉风险时，对方的关键证人或者证据总会‘意外’消失。十年前你父亲的案子是这样，三年前那桩环境污染案也是这样，现在的专利案，很可能也会这样。”
“你是说，他会对证据下手？”
“或者对人。”陆时衍的表情严肃起来，“苏砚，你必须小心。我建议你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外出，公司内部也要加强审查。我怀疑，你身边可能有林建勋的人。”
苏砚冷笑一声：“其实我早有怀疑。技术泄露事件发生后，我就启动了对高管的全面调查。已经有几个可疑对象，但我故意按兵不动，就是想看看他们背后是谁。”
“有进展吗？”
“技术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