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翻到第三章，那里贴着一张泛黄的照片：2013年甘肃某村小学的教室，八个孩子挤在一台破电视前看VCd，屏幕雪花点点，画面模糊不清，但每张脸都亮得惊人。那是“光影教室”的第一个试点，如今已扩展至全国两千三百七十一所，覆盖牧区、海岛、边境哨所、特殊教育学校，甚至少年管教所。而这张照片下方，是他用红笔写的一句话：“教育的起点，不是知识的输入，而是眼睛的点亮。”
手机震动，是“遗作续拍基金”系统提示：《我还在这里》触觉版全球巡展启动，首站设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当地盲人协会组织了一场“触摸星空”放映会，参与者用手沿着凸起的影像轨迹“观看”，结束后集体合唱了一首改编自影片原声带的歌，歌词只有一句反复吟唱：“我还在这里，你还记得我吗？”
林小满闭上眼，听见自己心跳与远处地铁驶过隧道的节奏重合。他知道，有些东西正在悄然成型??不是项目，不是奖项，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基因：一种相信“被看见”比“被评价”更重要的共识，一种愿意为陌生人的故事流泪的柔软。
第二天清晨，他召集“回声计划”核心团队召开闭门会议。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世界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所有站点位置，红线如神经网络般连接各地。他在中央写下三个字：“反哺期。”
“过去十年，我们是输出者。”他说，“现在，我们要学会接收。真正的平等，不是我给你们设备、课程、机会，而是你们也能让我改变。所以从今天起，‘回声’不再是单向援助，而是双向生长。”
他宣布启动“创作者反向导师制”：每一名参与项目的青少年，均可申请成为“青年导师”，为成年人开设工作坊。内容不限，可以是“如何用手机拍出情绪”，也可以是“怎样在停电时坚持放映”。首批报名者超八百人，最小的九岁，最年长的是青海福利院那位曾问“天上真的有银河吗”的男孩，如今十四岁，已自学编程，开发出一款专用于无网地区影片传输的离线APP。
林小满亲自参加他的第一堂课。教室设在玉树站点帐篷内，听讲的是六名来自不同省份的文化干部。男孩站在幕布前，声音不大却清晰：“你们总说孩子沉迷短视频。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不是在浪费时间，是在寻找自己？我第一次看完《星马》，哭了两个小时。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我发现，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孤单，也有人敢把它拍出来。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不是怪物。”
台下一名局长低头记笔记，手微微发抖。
课程结束，林小满问他感受。那人沉默良久，才说：“我儿子去年抑郁休学，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剪视频。我一直骂他不务正业。现在我才明白……他不是逃避现实，是在重建现实。”
林小满点点头：“那就让他教你剪一次。不是为了懂技术，是为了走进他的世界。”
春分后第三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来合作邀请，希望将“回声模式”复制到南苏丹难民营。对方提出担忧：“那里连电都不稳定，更别说教育基础。”林小满回复：“正因如此，才最适合。”
他派出首批“移动光影车”两辆，配备太阳能供电系统、便携放映设备、基础拍摄套件及多语言操作手册。随行的不是专家，而是三位“青年导师”：重庆梯坎少年、深圳城中村女孩、以及那位曾用唇语说“我会继续拍”的中学女生。他们将在当地驻留六个月，全程由孩子们自主决定拍什么、怎么放、何时停。
临行前夜，女孩来找他，递上一个牛皮纸信封。“这是我妈写的。”她说，“她不识字，是我帮她录的音，转成文字打出来的。”
信很短：
“我女儿从小胆小，不敢说话。可自从拿起摄像机，她开始指着天空告诉我哪朵云像狗，哪棵树该修剪了。她爸说我疯了，居然支持她搞这些没用的东西。但我知道，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林老师，谢谢您让一个母亲听见女儿的心跳。”
林小满把信收进日记本夹层，与吴秀兰的手稿并列放置。他知道，这些纸张终将泛黄，但它们承载的重量，足以压住时代的浮躁。
三个月后，南苏丹传来第一段影像：一部三分钟默片，镜头摇晃，焦点模糊，拍的是一群孩子在沙地上画电影院。他们用石头当座椅，树枝搭银幕，破布条做窗帘。最后，一个小女孩站上“舞台”，对着空气大声念出台词：“欢迎来看电影《回家》。”然后所有人鼓掌，笑声穿透风沙。
林小满将此片命名为《沙地影院》，并在全球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