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具，一个被动的、毫不知情的、被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牵着鼻子走的道具。

    这份无辜，这份窝囊，让他胸口堵得慌。

    “小宋，”王主任的声音变了，没有了刚才的温和，多了一种“你让我怎么交代”的急切，“你这是……遇到什么事了？还是我刚才哪句话说重了？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咱们可以再聊聊，没必要——”

    “没有，王主任，您说得都对。”宋明宇站了起来，“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这几天想了很多，觉得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趁着年轻，想换个方向。没有别的意思。”

    他舒了口气，像是终于卸下了什么重担。

    王庆春的脸上写满了欲言又止的复杂表情——有意外，有不解，有“我该怎么跟老院长交代”的焦虑，还有一丝被一个毛头小子当众晾在那儿的、下不来台的恼火。最重要的是，那张脸上写满了无辜——我什么都没做，我就正常说了几句话，你怎么就辞职了？

    “你这个……”王庆春张了张嘴，想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冲动”，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孩子”这个词在现在这个语境里说出来，显得他更尴尬。他想说“你再考虑考虑”，但这句话说出来，像是在挽留一个他刚才还在批评的人，怎么听怎么别扭。他想说“你爸知道吗”，但这话说出来，等于承认他怕宋黎民，等于把这场谈话的所有底牌都亮在了桌面上。

    他什么都说不出来。

    宋明宇没有给他时间把话说圆。

    “王主任，我先去把报销单整完。辞职报告我这两天送过来。”

    说完，他微微弯了下腰，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走廊里很安静，他的皮鞋踩在地砖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一下，一下，一下。

    他走得不快不慢，没有回头。

    心脏剧烈跳动过后，忽然回归到了一种极度的平静，像卸下了个背起来不趁手的扁担，忽然好轻松。

    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继续整理报销单。

    报销单、车票、餐票、住宿票，一张一张地核对，一张一张地分类，一张一张地用回形针别好。他做得很仔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仔细。不是因为责任心突然爆发，是因为他想清楚了——这是他在这张桌子上做的最后一件事。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再是“宋主任家的公子”了。他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叫宋明宇的、二十九岁的、刚失业的普通人。

    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反反复复地转着，像一台卡住了的唱片机：

    从今天开始，他不要再花父亲一分钱。从今天开始，他不要再靠父亲的任何关系。从今天开始，他要自己走路，自己吃饭，自己挣钱，自己活。

    哪怕摔得头破血流，哪怕饿死在北京或者林州的某条大街上，他也不要再回到那张铺好的、温暖的、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床上去。

    他要强迫自己，真正的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