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但是果然来了，“这次去北京，宋科长回来跟我聊了聊，说你在那边的状态不太对。培训的事儿不怎么上心，跟同事们也不怎么交流，关键是——组织纪律性不强，出门在外，手机也不接，消息也不回。让宋科长担心。他说他倒没什么，但咱们在外面代表的是单位，万一有个什么事联系不上人，这个责任谁担？”
王主任的语气不重，甚至可以说挺温和的。他不是在训人，他是在“提醒”。这是他的风格——批评人的时候从不拍桌子瞪眼睛，但每句话都像钝刀子，慢慢磨，磨得你坐不住。
“宋科长也是一片好心，怕你年轻人在外面出什么事。”王主任顿了顿，又喝了一口水，“我不是要批评你，你也不是新人了，这些道理你应该都懂。该注意的地方还是要注意，工作上不能太随性，对吧？”
他看了宋明宇一眼，似乎在等一个“是”或者“我知道了”。
宋明宇沉默了。
他站在那儿，看着王主任玻璃板下面压着的那些照片，忽然觉得很恍惚。这些话，这套话术，这个“我不是要批评你但你应该注意”的分寸拿捏——太熟悉了。从小到大，从老师到领导，几乎国内身边所有人对他都是这个态度。不是严厉，不是宽松，是一种微妙的、小心翼翼的、生怕哪里没照顾到的客气。
就因为他是宋黎民的儿子。
这种特殊对待，让他盲目纯真、从未认真进取，让他在一团和气的假象里早已迷失，让他一旦受到任何挫折就马上自动逃回了那个安乐窝、舒适乡——而这也恰恰剥夺了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尊重和需要。
不是那种因为父亲面子而客客气气的尊重，不是那种因为背后关系而敷衍了事的需要。是真的被人看得起，是真的看到他的价值。
这些东西，他从来没有得到过。
王主任批评他，不是真的觉得他做错了什么。王主任是在完成一个流程——领导对下属的例行提醒，说完了，翻篇了，大家还是好同事。他的语气里没有真正的失望，没有真正的愤怒，因为宋明宇做得好不好，对王主任来说其实没那么重要。宋明宇是来“有个地方待”的，是来“有个正经工作不闲着就行”的。他不是这个单位真正需要的人，这个单位也不真正需要他。
这个认知像一根针，扎的他滋滋的疼，扎的他面红耳赤。
王主任的话还在继续：“……年轻人嘛，谁还没个情绪不好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出了门跟媳妇吵架，到了单位一整天不想说话。但是小宋，咱们是干工作的，工作就是工作，情绪就是情绪，得分得开。你说是吧？”
他说完了，端起保温杯，等着宋明宇接话。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钟。
宋明宇的手使劲握了两下，又松开，右手还搓了几下手指，像在给自己鼓气，随后他抬起头，直视着王主任的眼睛，语气和目光里都像是诚恳的惭愧：
“王主任，我能力确实不足，这次工作做的确实不好。让领导担心了，回来后我一直在反思，我觉得这份工作我干不好。我不干了。”
王庆春端保温杯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办公室里安静了足足有三秒。
王主任缓缓把保温杯放回桌面，杯底磕在玻璃板上，发出一声清脆的响。他看着宋明宇，表情从刚才的“长辈温和提醒”变成了一种难以描述的东西——困惑、意外，还有那么一点点被噎住了的、说不出口的尴尬。
“你说什么？”他问，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个调。
“我说我不干了。”宋明宇的语气平静得不像是在辞职，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天气事实，“王主任，谢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辞职报告我这两天写好了送过来。但在那之前，我会把这次出差的报销整理完，该走的手续走完，不会给单位留尾巴。”
王庆春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他是真的懵了。不是因为事情有多大，而是因为他完全没料到。他叫宋明宇过来，本意是点一下、提醒一下，给这个年轻人一个台阶下，让他知道领导在关注他、在关心他，以后注意一点就行了。他甚至还在心里盘算过——不能说得太重，也不能太轻，要让这孩子知道规矩，又不能伤了面子，还得让他回去跟他爸吃饭聊天的时候，无意间提一句“王主任挺照顾我的”。多难的一个分寸，他拿捏了半天，觉得自己拿捏得还不错。
结果这孩子直接掀了桌子。
而且是那种——很平静地掀。不是拍桌子瞪眼，不是摔门而去，就是简简单单一句“我不干了”，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这让他连个发火的由头都没有，连个“年轻人太冲动”的教育机会都不给他。人家不冲动，人家很冷静，人家甚至说了会把报销单整理完再走——这说明不是一时上头，是真的想好了。
那他王庆春算什么？他这通谈话算什么？他小心翼翼拿捏了半天分寸，结果人家压根不是在等他批评，人家是在等他开口，好顺水推舟把辞呈递上来。他成了这场辞职大戏里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