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过来。曲波心头一紧，随即涌上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他分开人群，走进去，在孙老师面前站定，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把整个秋天的空气都吸进肺里，胸膛明显地鼓胀起来。然后，他抿了抿有些干涩的嘴唇，稳稳地贴上冰凉的号嘴。
“都——来——咪——发——嗖——拉——西——都！”
音阶顺着少年蓬勃的气流冲出来，一个音一个音，台阶般清晰、稳定地上升。号音洪亮，带着金属特有的穿透力，调子准得几乎没有半点偏差。最后一个高音“都”，他稳稳地托住，凭着胸腔里那股绵长的气息，拖得又长又亮，饱满而圆润，在这间尚且杂乱、却已开始恢复生机的狭小乐器室里来回震荡、碰撞，震得那几块老旧的窗玻璃，都发出轻微的、欢快的嗡鸣。
“好小子！”孙友光猛地一拍大腿，声音里满是毫不掩饰的惊喜，眼底那簇光更亮了，“是块吹号的好料子！中气足，音准稳，还知道用巧劲！行了，这个队员，我收下了！”
那之后的日子，是孙友光这辈子记忆里，最热火朝天、也最踏实充盈的一段时光。他仿佛要把失去的时间、被压抑的热情，加倍地倾注出来。杂乱的乐器室被他带着几个先确定下的队员，彻底收拾了一遍。地面扫了又拖，能照出模糊的人影；掉漆的黑板擦得锃亮，上面用粉笔画满了蝌蚪似的音符、纵横交错的节拍线，还有他自创的、只有队员们看得懂的指挥手势图解。白天，他教新队员们识谱，手指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敲出清脆的“哒哒”声，那是时间的脚步，是旋律的骨骼；晚上，他借着昏黄的灯光，手把手地教孩子们握号的姿势，如何运唇，如何用气，不厌其烦地纠正着一个个因紧张而僵硬、或因不得法而胡乱憋气的毛病。他的手指温热干燥，捏着孩子们的手腕，调整着号身的角度，耐心极了。“吹号，不是靠蛮劲，是要用心，用这里，”他点点自己的胸口，又点点太阳穴，“气沉丹田，意随音走。心里有了谱，号里才能出调。”这话，他天天挂在嘴边，说的时候，眼睛看着每一个学生，眼神认真、专注，像是要把这句话，连同他对音乐全部的敬畏与热爱，直接刻进这些年轻生命的心里。
轮到他亲自示范时，他会微微挺直背脊，腮帮子随着气息注入而自然地鼓起，眼神瞬间变得无比专注，像最老练的战士在瞄准靶心，又像最虔诚的信徒在仰望神明。然后，清亮、饱满、极具穿透力的旋律，便从那微微颤动的铜管中流淌出来。那声音能轻易地穿透乐器室薄薄的门板，盖过操场上的一切喧闹，直上云霄。
队里的队员渐渐多了，也各有各的模样：吹小号的吕彩峰最是机灵，脑瓜转得快，新调子一学就会，谱子看两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就是有点爱偷懒耍滑，趁老师不注意就偷工减料；吹中音号的马英俊，人如其名，长得精神，个头挺拔，吹号时站姿最是标准，像棵小白杨，是队里当之无愧的“门面担当”；曲波则是最刻苦的那一个，每天天不亮，就偷偷溜到寂静无人的老槐树下，对着熹微的晨光“呜呜”地练长音、练音阶，练得嘴唇发白、起泡，也咬着牙不吭声，那把旧铜号的声音，常常从清晨第一缕光线，飘荡到日暮最后一片晚霞。拉长号（大家戏称“拉管号”）的杜鲁门，这是个外号，因为他本名杜鲁生，又长得高高大大，不知谁先起了头，本名反倒没几个人叫了。他个子高，手臂也长，那需要来回伸缩的“拉管”，在他手里运转自如，像手臂的延伸。吹黑管的常志英，是队里少有的几个女孩之一，悟性极高，乐感最好，手指纤细灵活，在黑珍珠般的音孔上跳跃，流淌出的旋律别有一种婉转悠扬，后来她真的凭着这手本事，考进了沈阳歌舞团，成了专业的单簧管乐手。
没过多久，按照上面的安排，轴承厂的工宣队进驻接管了学校。出人意料的是，兵团主任石明文和工宣队长臧建业，两位领导对军乐队格外支持。他们特意从厂里申请了文艺宣传经费，拉来了满满两大车新乐器！锃亮耀眼的小号、修长流畅的长号、圆号……在操场上摆了一地，阳光照上去，明晃晃的一片，还有几面绘着鲜红五星的大鼓，鼓面绷得紧紧的，用鼓槌轻轻一敲，声音沉厚有力，咚咚的，仿佛能直接敲在人的心尖上，让人心头跟着发颤，血也跟着热起来。
五中军乐队，一下子壮大到三十多人。原先的乐器室再也装不下这份热闹与雄心，排练场，理所当然地挪到了开阔的操场上。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课后，操场上准能听见军乐队或整齐、或略显杂沓，但绝对生气勃勃的声响。《东方红》的庄严旋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