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点点头，眼泪还没干。
白双龙站在一边，搓着手，小声说：“我不是故意的……”
他姐姐瞪他一眼：“就知道疯！看你爸回来不揍你！”
第二天，我把白双龙姐姐的话当成了耳旁风。膝盖还疼着，纱布底下痒痒的，可我心里惦记着那架飞机——万一今天能抢到座位呢？我偷偷溜到大河泡，照例卷起裤腿下了水。温凉的河水浸过伤口时，我哆嗦了一下，但很快就适应了。我和其他孩子打水仗、捞鱼虫，把“不能沾水”的嘱咐忘得一干二净。
三天后，伤口化脓了。
膝盖肿得像发面馒头，纱布被黄绿色的脓液浸透，一碰就钻心地疼。妈妈揭开纱布时倒抽一口凉气，二话不说背起我就往街道卫生院跑。医生是个严肃的中年人，看了看伤口，摇摇头：“感染了，得清创。”没有麻药，他用镊子夹着棉球，一点点清理腐肉。我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别过脸去，手死死攥着我的胳膊。
清理完，医生给我敷上黄色的药布，又贴了厚厚的纱布，用胶布缠紧。“得养一阵子，千万不能再碰水了。”他说。
我在家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妈妈给我换药时，我都能看见那个伤口——从鲜红到暗红，从凸起到平复，最后留下一个新月形的褐色疤痕，像弯小小的月亮烙在膝盖上。很多年后，每当我洗澡时看见这个疤痕，就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大河泡，想起白双龙背我时硌人的脊梁骨。
腿好了以后，我瘸着又去了大河泡。
飞机残骸还在那里，孩子们也还在。白双龙依然霸着驾驶舱，看到我来，他动作顿了一下，没像以前那样得意洋洋地喊“起飞”，只是默默地攥着操纵杆，眼睛望着远处的水面。我依然抢不过他，只能在黄昏时分，等炊烟升起，等家家户户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声传来，才能爬上我的“宝座”。
那时吃饭是天大的事。可久里的傍晚，空气里飘着苞米碴子粥和咸菜疙瘩的味道。谁要是回家晚了，锅里的饭被兄弟姐妹抢光，那就只能饿着肚子熬一夜。所以一听到爹娘喊名字，连最霸道的白双龙也会骂骂咧咧地爬下来，拍掉身上的草屑，一溜烟往家冲。
只有这时候，整片河滩才是我的。
我小心翼翼地爬进驾驶舱，慢慢坐下。皮革座椅被一天的太阳晒得温热，触感粗糙，却有种奇异的实在感。我学着白双龙的样子，双手紧握操纵杆，身体微微前倾，眼睛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河泡。风从没有玻璃的驾驶舱缺口灌进来，拂动我汗湿的头发，远处工厂下班的汽笛声传来，在我听来却像是发动机的呼啸。我轻轻晃动身体，假装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抬头、离地——脚下的土地仿佛真的在震颤。
肚子饿得咕咕叫，那声音快盖过我脑子里的“飞机轰鸣声”，可我舍不得。比起饿肚子，能当一会儿“飞行员”才是最要紧的事。
“庆柏——回家吃饭了——”妈妈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暮色。
我装作没听见，把身子伏得更低，眼睛眯起来，想象自己正在云层之上。
直到一个身影出现在草丛边。是爸爸。他脸上带着温和的责备，却从不大声骂我，只是伸出手：“走，回家吃饭。”
我牵着他的手往家挪，心思还拴在那架飞机上，小步子磨磨蹭蹭：“爸爸，大河泡里咋有飞机啊？”
爸爸低头看我，笑了笑：“从天上掉下来的。”
“啥时候掉的呀？”
“在你妈怀你的时候。”爸爸说，眼睛望着越来越深的夜色。
“那飞行员呢？”我仰起脸，“他跳伞了吗？”
爸爸停下脚步。我们站在土路中间，远处，飞机残骸在最后一抹天光里只剩下漆黑的剪影，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爸爸的嘴唇动了动，喉结滚动了一下，最后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头，没说话，牵着我继续往前走。
夕阳把我们父子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叠在一起，落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随着我们的步伐一颤一颤。
后来我又问过爸爸很多次关于飞行员的事。我问飞行员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飞机为什么会掉在大河泡，他跳伞后还活着吗。爸爸每次都含糊其辞，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过去的事了，提它干啥”。但他的眼神总会飘向远方，飘向大河泡的方向，那里面有些我那时看不懂的东西。
后来我也长了点力气，可还是抢不过白双龙。他像一株扎根在驾驶舱里的树，而我永远是需要等待阳光的苔藓。再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可久里，上了中学、中专和大学，坐过了真正的飞机，在万米高空看过真正的云海。
可我一想起童年，最先涌上来的总是大河泡的水汽味，湿漉漉的，带着铁锈和青草的腥气；然后是狗尾巴草穗子扫过小腿的痒；最后一定是那架锈迹斑斑的飞机，是白双龙攥着操纵杆时绷紧的下颌线，还有我心里那句从来没说出来的话——要是我有《骄傲的将军》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