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蜀国刚灭亡时，吴国朝臣有不同的谋划，有人想堆积石头来阻塞水流，有人想制造器械来防御变故。孙皓召集大家商议并咨询大司马陆抗，陆抗认为长江、黄河等四渎是天地用来调节气息的，本来没有可以阻塞的道理，而器械是双方都能使用的，如果对方放弃长处而用短处，到荆州、扬州来争夺船只的作用，这是上天在帮助我们，我们只需坚守峡口等待擒获他们就行了。等到步阐叛乱，凭借城池延请强敌，用重金引诱各蛮族。当时晋国大军迅速集结，在江边竖起旗帜，沿着水渚修筑营垒，控制要害之地，来阻止吴军西进，而巴、汉的水军顺江东下。陆抗率领三万偏师，在东边的坑地据守，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按兵不动养精蓄锐。叛乱的步阐只能束手待毙，不敢向北寻找生路，强大的晋军战败连夜逃跑，损失大半兵力。陆抗又分派五千精锐士兵，向西抵御水军，东西同时获胜，献上的俘虏数以万计。贤人谋划的可信，难道是欺骗我们吗！从此烽火很少报警，边境少有忧患。

    陆抗死后，潜藏的祸患开始显现，吴国的裂痕加深，军队惊恐不安。太康年间的晋吴之战，晋军兵力没有过去多，广州的叛乱，祸患比过去的灾难更严重，可国家却颠覆了，宗庙变成了废墟。唉！贤人去世，国家就会衰败，难道不是这样吗！《周易》说 “商汤、周武王革命顺应天意”，扬雄说 “混乱不到极点就不会形成安定”，说的是帝王顺应天时。古人说 “天时不如地利”，《周易》说 “王侯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说的是国家依靠险阻。又说 “地利不如人和”“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险阻”，说的是坚守险阻要靠人。

    吴国的兴起，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结合，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综合三者的条件。到它灭亡时，只依靠险阻，也就是荀子所说的舍弃三者的条件。吴国四州的百姓不是没有人口，长江以南不是缺乏俊杰，山川的险阻容易防守，锋利的器械容易使用，前代的功业容易遵循，可功业不兴而灾祸降临，为什么呢？是使用它们的人方法错了。所以先王通晓治国的长远规划，明察存亡的关键，以恭敬的态度安定百姓，以敦厚的恩惠实现人和，以宽宏的胸怀引诱贤才的谋略，以慈爱的态度给予士民关爱。因此国家安定的时候，百姓和他一同欢庆；国家危难的时候，百姓和他共同分担忧患。安定的时候和百姓一同欢庆，那么危难就不会到来；危难的时候和百姓共同分担忧患，那么困难就不值得忧虑。这样，就能保住国家和领土，不会有像殷商、周朝那样的亡国之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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