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去世后，幼主孙亮即位，奸臣肆虐朝政。景帝孙休兴起，认真遵循孙权留下的制度，政务没有大的过失，是守成的好君主。到孙皓刚即位时，典章制度还没废除，旧臣还在。大司马陆抗以文武之才辅佐朝廷，左丞相陆凯以正直敢言尽忠规劝，施绩、范慎因威严庄重显名，丁奉、钟离斐以勇武刚毅着称，孟宗、丁固等人担任公卿，楼玄、贺劭等人掌管机要事务，君主虽然有不足，但辅佐的大臣还算贤良。
到了吴国末年，大臣们相继离世，百姓才有了离散的想法，朝廷出现了崩溃的迹象，天命随着时运衰落，晋军顺应时运发兵，士兵在阵前溃散，百姓在城邑奔逃，城池没有了屏障的坚固，山川失去了沟壑的险阻。没有公输班的云梯那样的器械，没有智伯引水灌城的危害，没有楚庄王筑室围困的情况，没有燕人济西之战的军队，可不到十二天国家就灭亡了。虽然忠臣悲愤，烈士殉节，又能挽回什么呢？曹操、刘备的将领不是一时之选，晋军也没有过去那么多兵力，攻守的方法也有先例，山川险阻也没改变，可成败的道理却相反，古今的趋势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彼此的教化不同，任用的人才也不一样。
《辨亡论》下篇说：从前三国鼎立，魏人占据中原，蜀汉占有岷山、益州，吴国控制荆州、扬州并包括交州、广州。曹操虽然对中原有功，但残暴也很深重，百姓对他心怀怨恨。刘备凭借险阻玩弄智谋，功绩微薄，风俗也很鄙陋。吴桓王孙策用武力奠定基础，太祖孙权用德行成就大业，他聪明通达，气度深远。孙权求贤若渴，体恤百姓如对待幼儿，接待士人尽显美德，亲近仁人倾注真诚的关爱。从军队中提拔吕蒙，从俘虏中识拔潘濬。对士人推心置腹，不担心被人欺骗；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不担心权力被威胁。对陆逊恭敬有加，以彰显他的威严；把禁军全权委托给周瑜，以助他作战。居住简陋宫殿，吃简单食物，来丰厚地赏赐功臣；敞开胸怀，虚心接受谋士的计策。所以鲁肃一见如故就托付自己，士燮冒险前来效命。推崇张昭的德行而减少游猎的娱乐，赞赏诸葛瑾的建议而割舍情欲的欢乐，被陆逊的规劝感动而废除繁琐的刑罚，对刘基的建议感到惊奇而立下饮酒三杯的誓言，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等待吕蒙的病情好转，分出好的食物来养育凌统的孤儿，登上祭坛慷慨地把功劳归于鲁肃，放弃难听的话而相信诸葛瑾的气节。
因此忠臣争相献上谋略，志士都能尽力施展才华，宏大的规划和深远的谋略，本来就不限于小处。所以百官都能合作，各种事务都能处理。起初在武昌建都，群臣请求举行相应的礼仪，孙权推辞不答应，说：“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 宫殿车马服饰，都很简朴。到了中期，天人的本分已经确定，各种制度的缺陷大致得到修正，虽然教化和纲纪比不上前代，但治国安民的措施，也足以处理政务了。吴国土地几万里，士兵将近百万，田野肥沃，百姓精练，财物丰富，器具锋利，东边背靠沧海，西边阻隔险塞，长江控制着疆域，高山环绕着领土，国家的有利条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用正确的方法治理，贤人用恰当的手段管理，遵循遗留的制度，关心百姓、谨慎处理政务，依照既定策略，坚守险要地势，就可以长久存在，不会有危亡的祸患。有人说，吴、蜀是唇齿相依的国家，蜀国灭亡吴国就会灭亡，道理是这样的，但蜀国只是辅助的盟国，并非决定吴国存亡的关键。为什么呢？两国边境相接的地方，群山险阻，陆路没有可以行驶战车的通道；河流湍急，水路有惊涛骇浪的艰难。即使有百万精锐军队，出发时也不过千人；千艘战船，前锋也不过百艘。所以刘备伐吴时，陆逊把蜀军比作长蛇，形势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