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然想得清楚，当人人都掌握知识之后，当权者便再无法愚民。
如果当权阶级以权谋私，自是逃不过万千民众的双眼。
然后再辅以律法，严惩以财谋权、以权谋私者。
如此整个社会才会形成良性循环，如此才能构造一个人人如龙的社会，如此才能保证一个帝国万世永昌。
当前由于普通农户、商户、渔户等民众不识字、读书少，且没有从政经验。
所以，当前的内阁尽管是仍然还是士权当道，却已经不原来的士权。
“由士权转向民权”的步伐，已经开始了。
等大学堂中普通民众的子弟成长起来，士权就会大幅度向民权倾斜，直到最后完全形成“民生为先，民权至上”。
或者说，那时候，天下再无士族阶级。
或许还有因财富、因权力而形成的阶级，但在全民觉醒的情况下，自然会制衡权力，并由权力制衡“以财谋权，以权谋私”。
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也是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必然。
用蔡成的话来说，这便是“以武慑之，以学润之，以民制之，以法律之”的发展过程。
尽管各位阁老都是“出身士族”，他们的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人如龙”的文明时代，而他们自身，却是这一全新时代的开创者。
这比他们以权谋私，为家族攫取利益，更让他们热血沸腾。
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已经不是留名青史那么简单了，那可是要流芳万世的。
荀彧的说法得到了阁老们的一致赞同。
由此，“制约皇权，推动士权向民权转化”成为了内阁的共识。
当然，这还是要依托于东汉年间，一切是“以德为先”的。
如果真到了后世的礼崩乐坏，整个社会失去了道德底线，或许他们就不会为“留名青史、万世流芳”而振奋了。
王允瞪着眼睛看向荀彧：“律法何时变成辅助工具了？”
荀彧笑着告诉王允：“律法从来都是辅助工具，甚至还是时灵时不灵的工具。真正制约天下每个人的，永远是社会的道德底线。”
王允郁闷了很久，直到他把荀彧的这句话想通后，才兴奋地在内阁宣布：他已经知道他这个负责律法的阁老的主要职责了。
刑律方面，交给刑部便可。
而他表面的职责是完善刑律，监督刑律的完好执行，而真正核心的职责是：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底线。
或者说，大汉新法，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对于破坏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则必须要课以重刑，并大肆宣扬。
王允的宣言，同样得到了荀彧和阁老的一致赞同。
蔡成听荀彧讲到这里的时候，总觉得王允所言有什么不对之处，可他却说不上来。
随后，内阁中又产生了“对皇权制约到一个什么程度”的辩论。
自光武帝复汉以来，待续不到二百年，皇权几乎就等于外戚之权和内侍之权。
所以，制约了皇权，就等于制约了外戚与内侍之权。
卢植比较激烈。
他认为，保留皇权，就等于削弱民权。
刘虞却不这样看。
刘虞认为，无论如何，这个天下总需要有个人坐镇。这个人当然就是皇帝。
由于内阁掌握了“治天下”之权，便无须再祈求龙椅上坐的是圣君、明君，内阁便是民生的核心保障。
只要民生得到了保障，这个天下就不会乱。
卢植又认为，皇权中包括了兵权，等于在内阁的头上悬了一把剑，或者说白一点，就是皇帝何时想恢复皇权，都可以凭借军队而实现。
贾琮却反驳，说成公子将护民军交给大汉朝廷时，也专门说过护民军的宗旨：刀枪对外，不涉内政。
哪怕皇帝想依靠军队来夺回皇权，护民军本身也是不会同意的。
何况，护民军的粮草补给、兵器甲胄，永远都是要依靠内阁来供给。
所以根本就无须担心皇帝依靠兵权来夺回皇权。
当民众觉醒后，皇权自然会受到民权的制衡，毕竟军中将士也是来自民众。
只是依附于皇权的外戚、内侍，需要刑部的律法来制约及严惩。
最后，还是荀彧出来打的圆场。
他说大汉新制又刚刚开始推行，至少要看看大汉新制到底如何吧？
如果大汉新制从各个方向都优于旧制，就会慢慢深入人心。如果有人想要恢复皇权，最终也不会得逞。
如果大汉新制虽有弊端，却总体优于旧制，那就修正弊端，让其更为完善。
如果大汉新制在实践中确实不如旧制，难道作为大汉治理中枢的内阁，难道非要选择一个弊端丛生的旧制吗？
所以，这一切都要看大汉新制到底如何。
荀彧的话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