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太尉杨赐（杨彪之父）便已察觉太平道会祸乱天下，便上疏灵帝，指出“势已漫延”希望朝廷尽早采取措施，并提出“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和“诛其渠帅”等“不劳而定”的分化、瓦解措施。
然而当时的灵帝刘宏荒诞无经，根本没把太尉杨赐、御史刘陶的奏疏当回事，这才导致了动摇了东汉根本的黄巾之乱。
由此，卢植、郭全、刘虞、刘岱四人坚决反对恢复皇权，他们对“皇权至上”早已深恶痛绝。
王允、黄琬、贾琮三人不是想反汉，只是自己观念还接受不了皇权旁落。
但他们三人也认为在灵帝胡作非为期间，代表“士权”的朝堂重臣无所作为，没有制衡皇权，挽狂澜于即倒，还挖空心思地为自己的家族谋取利益。
想想看，董卓入京之后，残杀朝廷重臣、自封为太师、淫乱后宫、鸩帝弑后之时，这些士族代表在做什么？
是袁隗一家被诛吓住他们了，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袁绍、曹操能逃出京都举起“反董”义旗，他们为何连话都不敢说？
以这些士族代表背后家族的能量，剿灭董卓不是难事吧？
可他们却在坐山观虎斗，还美其名曰：保护皇帝。
而董卓也是欺软怕硬，屠戮袁隗一家后，又讨好袁氏，封袁绍为渤海太守，滑天下之大稽。
刘虞的分析直指本质：
为何董卓在诛杀袁隗一家后，又讨好袁氏？
这说明哪怕董卓麾下有雄兵十万，可他还是需要世家大族来助其治理天下。
进一步说，无论何人坐上龙椅，无论董卓如何专权，但要治理这个天下，还是需要他们这些世家大族。
既然无论谁当皇帝，谁专权，都需要他们这些世家大族，那他们还何必多事呢？
不多事，不仅能保住自己一条命，还能让自己的家族在朝堂之上保有一席之地。
多事了，自己魂归幽都，自己的家族恐也会受到牵连，还会如汝南袁氏一般，再无在朝堂上的声音。
可见，士权只是“治天下”，却不是“护天下”。
换个主子，他们仍能保有士权，何必以死相拼呢？
既然士权起不到“护天下”的作用，且在“治天下”上也是私利当先，那就必须要削弱士权。
准确地说，是要把士权限制在必须“于国无害”的范围内。
王允反驳：
如今内阁成员，哪个不是来自皇室和士族？哪个敢说“于国无害”。
如今各州郡县的官吏，又有几人不是出自世家大族？又有几人敢说“于国无害”？
可见，君主立宪制是皇权旁落，士权仍在。
过去皇权、外戚权、内侍权和士权之间的相互制衡，如今皇权旁落，外戚权与内侍权消失，只余士权一家独大。
没有了制衡的士权，真能实现“皇权监察、能人治国”的目标吗？
看到所有阁老对王允的反驳哑口无言，荀彧不得已参与了进来。
荀彧告诉大家，当初在漆垣，他与成公子激辩了三天三夜，其核心议题便是“权力的制衡”。
以成公子的说法，“护天下”的是皇权。要护天下，就必须在皇权中包含兵权。
“治天下”的是士权，却又不是原来的士权。
大家皆知，有史以来，一直说的都是“家国”。
家国，家国，家为先，国为后。
然而，成公子的观念是变“家国”为“国家”。
为何要变“家国”为“国家”？
以家为先，则天下必会分割为一个个小的利益体，无法形成合力。
其中就体现在兴亡更替与士族无关，更与百姓无关。
无论是谁坐在龙椅之上，对于百姓来说，他们该耕田，仍然是耕田。如果实在活不下去，那就一起造反。
无论是谁坐在龙椅之上，都需要士族来协助治理天下，故而以“家”为核心利益的士权依旧。
皇权、士权、民生权，形成了三个层次：皇权为上，士权辅助、民生权无人顾及。
整个帝国也就被分裂成了三个层次，每个层次又不断分割的小利益群体，史上如“三家分晋”这样的大戏，从来都没有断绝过。
既然皇权、士权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阶层，哪怕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怕说什么“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实际上，整个帝国便是基本没有合力的。
没有了合力，便会内乱不断、外患频起。
看看大汉当前的疆土与先帝（汉灵帝）时期的疆域相比，哪个更大，便可知道争权夺利、内乱不休会给大汉带来什么。
然而，要从“家国”变成“国家”，并非一蹴而就，更非一日之功，需要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断践行，甚至其中还会包含血与火的锻造。
而要想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