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还能凭借身份地位避祸的乡绅权贵，如今也成了劫掠目标——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那些助纣为虐的海商家奴。
他们在联军面前煽风点火，直言根本没有必要放过这些人家：
“只要是与东印度公司无关的家族，管他是官是绅，都不用留下，财物能抢就抢，青壮能抓就抓，正好趁机扫清障碍！”
这番说辞并非空穴来风，彼时与东印度公司深度勾连的海商家族共有六家，势力遍布江南与闽地：
嘉兴、湖州、杭州三府有陈家、范家、谢家，苏州、松江二府有施家、林家，另有漳州林家自成一派。
这些家族底蕴深厚，早在明朝中叶以后，便成了东林党、浙党与闽党背后的大金主，靠着资助党争稳固地位；
同时又与江西瓷器商人紧密勾结，垄断了丝绸、茶叶与瓷器的海外走私贸易，赚得盆满钵满，势力盘根错节，连地方官府都要让其三分。
而常州府的商人，则大多来自徽州，以盛家、程家、汪家为代表，主营粮食与茶叶生意，近些年正逐步向苏州、松江二府渗透，试图打破原有海商集团的垄断。
徽商与施家、陈家等海商向来关系不和，彼此明争暗斗不断。
相较于江南诸商只重利益、毫无家国情怀的嘴脸，徽商反倒多了几分底线，虽也逐利，却始终未与海外势力勾结，对朝廷与故土尚存敬畏之心。
此次跟随联军的家奴，基本都是施家、陈家、谢家与范家的私仆。
对这些海商而言，常州府的徽商是眼中钉、肉中刺，如今南洋联军入境劫掠，正是打击徽商的绝佳机会——
江阴等地是徽商在常州府的重要据点，纵容联军洗劫此地，既能抢夺徽商的财物、破坏其生意，又能借联军之手铲除异己，可谓一举两得。
也正因如此，家奴们才会不遗余力地促成此事，甚至主动为联军指引徽商及其关联家族的住址，恨不得将徽商势力连根拔起。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郑家虽是明末海商豪强，势力庞大，却与这六家海商截然不同。
郑家被官府招安后，以郑士表一支为核心，主要经营福建、澎湖、大员、流求与江户一线的贸易，虽与东印度公司有过合作，互通有无，却也因贸易利益多次发生争端。
面对东印度公司抛出的股东橄榄枝，郑家始终断然拒绝，不愿沦为欧洲殖民者的傀儡，始终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场，这在当时的海商集团中，实属罕见。
南洋联军在江阴城内肆无忌惮地实施暴行，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却始终不见县衙官吏出面制止，并非官员们纵容包庇，实则江阴县衙早已陷入权力真空。
知县林之骥早在三月便毅然挂冠而去，拂袖归乡，究其缘由，竟是他始终不承认南京的弘光政权——
在他眼中，朱由崧以藩王身份登基，纯属谋反作乱，对大明不忠不义，唯有顺天府京师才是正统所在，朱由崧不过是窃取神器的乱臣贼子。
林之骥的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其消息来源颇为特殊，皆来自徽商程璧的亲身见闻。
过去两年间，程璧的粮船每年都会北上顺天府，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前行，他所见的景象与江南流传的流言截然不同：
沿途各州府依旧飘扬着大明的龙旗，丝毫未见改朝换代的痕迹；
各府钞关的官吏比过去十几年还要廉洁，往日里屡禁不止的吃拿卡要行为几乎绝迹，通关查验公正有序；
运河沿岸的补给城镇，物价平稳得惊人，与天启三年时相差无几，并未因战乱而飞涨；
更未曾见到流寇作乱的踪迹，市井井然，百姓虽不算富庶，却也能安居乐业。
尽管程璧没有直接渠道获取北方的确切政事，但仅从沿途的这些表象来看，绝非“贼寇占据北京城”的混乱模样——
军兵依旧身着大明制式的军服，军纪严整；
只是有两处景象令人费解：
一是过去那些势力盘根错节、垄断运河运输的漕帮，不知为何竟销声匿迹，再也不见往日的嚣张；
二是码头的帮工收费低到令人难以置信，往日里坐地起价、刁难客商的情况荡然无存，装卸货物高效而廉价。
种种迹象让林之骥坚信，大明正统依旧在北方，顺天府的朝廷并未覆灭，朱由崧不过是第二个造反的宁王，打着“复明”的旗号行谋反之事。
秉持着这份对正统的坚守，他断然拒绝承认弘光政权，毅然辞官而去。
与他一同挂印出走的，还有江阴参将张宿、黄江水师守御程兴、县丞胡成栋、学使朱国昌、兵备使马鸣霆等一众核心官员——
他们或是认同林之骥的判断，或是不愿屈从于“伪政权”，纷纷选择弃官，不愿与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廷为伍。
如此一来，江阴县衙彻底陷入群龙无首的真空状态。
南朝弘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