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宋家接了诏令入大明研究院时，被宋士意特意拉着汪昂一起来了京城。
在西苑议事厅里，可是把他夸得天花乱坠：
“这先生不仅懂人体经络，还能从一块骨头里看出古生物的习性，留他在医科太屈才了！”
那会儿宋士慧（宋应星长子）选了地理课，跟着老教授跑遍了名山大川；
宋士意自己进了农科，专研作物改良；
汪昂则凭着对人体与生物的敏锐洞察，先入医科深耕脑神经，后来干脆牵头立了生物研究室，把零散的生物资料整理得井井有条。
这事被皇帝知道后，不仅破格拨了经费，还直接拍板将生物科独立出来，足见对他的认可。
更巧的是，农科蒙学堂里有个叫聂璜的十一岁孩子，天生对古生物着迷，在蒙堂里，总能问出些“为什么蝴蝶的翅膀能变色”“古贝壳上的纹路是不是年轮”之类的问题，连老研究员都要琢磨半天才能答上来。
这孩子是徐雅各布二女儿的儿子，洗名约翰，却偏爱中式典籍，汪昂见他天资聪颖，又肯下苦功，一眼就相中了，当场收作弟子，让他跟着整理生物标本，成了生物科最年轻的“小研究员”——
此次去贺兰山，聂璜还特意央着老师好久，终究因为年幼不能跟着去。
连医科里偏门的精神研究室、心理创伤修复课题，都是汪昂率先提出来的——
鉴于万全右卫保卫战后，许多监卫常做噩梦、心神不宁，便顶着“研究虚无缥缈”的质疑，牵头收集案例、编订诊疗手册，如今早已培养出好几批能独当一面的研究员，连野外勘探队都习惯带着他们的安神药方。
朱有建一直很看重他，每次跟人提起都忍不住感慨：
“能把看不见摸不着的脑神经和精神病症研究透的人，绝不是寻常之辈，这脑子比精密仪器还灵光。”
也正因如此，他对宋士意也多了几分关注——
毕竟汪昂性子傲，从不轻易与人深交，能跟这样的人成好友，想来宋士意也是志同道合、做事扎实的人，不会是只说不做的空架子。
不过这次贺兰山之行，宋士意却没法同行。
他入农科后，一门心思扑在嫁接、授粉、跨物种培植的研究上——
那些从西域引进的耐旱麦种刚到授粉期，他培育的高产水稻也到了灌浆关键阶段，这些其实都属生物科的延伸范畴，只是他负责的作物研究基地离了他，连研究员都不敢轻易动手调整温湿度。
最后还是宋士慧拍了胸脯，由他照顾老父亲，收拾好父亲宋应星常用的地质锤和罗盘，陪着老人家一起加入了研究队，还笑着说：
“您放心，到了贺兰山，找水源、辨地形的活儿，我比您还熟。”
研究队这阵容本就够“天团”级别——
文理科是程、朱等理学泰斗压阵，物理科有王徵、方以智搭档，农科、水利、地理、生物科也全是领域内的顶尖大家，医科这边索性拿出了顶配：
直接派太医院前院使傅懋光的长子傅行山，担任随队总医官。
这位傅行山可是实打实的医学全科大家，不仅把父亲传下的脉诊、针灸技艺学了个通透，还在外科缝合、儿科惊风、妇科调理各科上都有突破，去年还刚破解了北方地区的时疫药方，如今已是医科准总领级大匠教授，职级在研究院里能排进前三。
有他在，连年纪最大、总担心腰腿出问题的程教授都松了口气，收拾行李时特意把傅行山给的护腰带上，笑着说：
“有傅先生跟着，这趟山路走得都踏实。”
医科如今的人才密度本就惊人，单说核心力量就藏着不少“王牌”：
辩疫气的大家吴又可教授，还是乾德二年初被番子从苏州府找来的——
当时他正和一群医界同道在茶馆集会，手里还攥着刚写就的《温疫论》手稿，同行的既有外科圣手陈实功的徒孙、擅长疮疡诊治的山阴人祁坤，也有内外全科都精通、能凭一味方剂调理疑难杂症的长洲人张璐，还有辩证科的新建人喻昌，此人最善从脉象里揪出隐疾，曾靠三指诊脉断出产妇腹中双胎。
番子一看这阵仗，哪肯放过，干脆“打包”把四位大家连同他们的家人、药童全请到了研究院，这一下就补全了医科在疫病防治、外科手术、全科调理、病症辩证上的所有短板，连之前棘手的军中疫症，都被吴又可带着团队攻克了。
说起来，医科本就是研究院里人才最多的科室。
太医院御医的家眷早都安置在山下的香泉镇，平日里御医们轮班值守，闲时还能回家团聚；
加上各地搜罗来的民间圣手，科室规模竟比农科还大，最后和农科、神谕科一起，被称作研究院“三大科”，连办公的院落都比其他科室宽敞三分。
至于其他科室，物理科与数学科是重工领域的核心主科，小到古机械修复、大到新式器械研发都靠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