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南方官商总会给朝中大臣送些“孝敬”，如今干脆一刀切，把本该流入私人腰包的银子全归了太仓银。
他们算准了，朝堂上不少官员都靠这“孝敬”过活，断了这笔钱，朝中定会有人先慌，到时候看朝廷还怎么一心对付南方。
这么一番操作，崇祯十七年里，国库从未超过三百万两白银，如今仅仅是南方六省，居然已经到了四百二十万两银值，朝廷大员们都要哭了。
就这么着，南方官商一边抱团，一边用软办法跟朝廷耗着，局势僵在了那里。
还别说，南方官商这一套应对法子，还真见了效——
朝堂这边左看右看，竟没找到动手的理由。
毕竟南方该交的盐税、商税、土地税，连市舶司的关税、各地的贡品，全都是按上限交的，一分不少，漕粮也照样由漕运送进京，半点没耽误。
至于湖广因流寇作乱粮食减产的事，南方豪商根本没当回事——
他们早有门路，直接从吕宋进口粮食。
那粮食价格便宜得离谱，比自己种还要划算，运回来不仅够自家消耗，还能补足漕粮的份额，半点没受影响。
就这么一耗，竟安稳延续到了乾德二年，南方与朝廷倒也相安无事。
后来南方豪商私下里算账，越算越惊喜：
不仅没因为跟朝廷僵持而亏本，反而借着吕宋便宜的进口粮，省下了不少田租和种植成本，最后竟还略有小赚。
这下他们更有底气了，只觉得这“软抵抗”的日子，还能再撑些时候。
南方官商见跟朝廷僵了这么久，不仅没招来兵祸，反而还赚了些银子，越发笃定了心思，连西洋人说的“如今这位皇帝已昏庸”的论调，也都暗暗认了——
在他们看来，只要太仓收支能平衡，贡品按时送到京里，这位皇帝就不会动权杖，只会默认南方维持现状，哪还有半分整顿朝局的锐气。
京城这边，骆思恭的心思也变了。
他如今早跟朝堂官员拧成了一股绳，理由再实在不过：
一来，他本就是股东之一，与朝堂大股东有共同利益；
二来，皇帝已经许久没召见他，锦衣卫这些日子更是连半点差事都没有，闲置在一旁。
骆思恭越想越惶恐，生怕自己失了圣心，赶紧找魏德藻商议。
可魏德藻也摸不透皇帝的心思，两人琢磨来琢磨去，索性干脆找了陈演、张缙彦等朝臣一起商量。
几人合计半天，最后定下主意：
干脆把锦衣卫彻底拉进朝堂阵营，往后跟南方官商的往来、对皇帝的动向揣测，都拧在一起办——
既能借锦衣卫的势力稳住朝堂这边的阵脚，也能让骆思恭安下心，免得他独自惶恐生出事端。
锦衣卫竟与朝官凑成同一阵营，这在大明几百年历史里，实在是头一遭的稀罕事。
骆思恭本就揣着惶恐，半推半就间便彻底入了伙——
既想借朝堂的势力稳住自己，也盼着能重新沾上权力的边。
没过多久，锦衣卫便奉命往南方各省去打探消息。
可等情报送回京城，朝堂官员一看，却跟东厂番子先前递上来的没两样：
无非是南方官商把往日给朝臣的“四时孝敬”，全改成了交入太仓的税银，再无半分私相授受；
更关键的是，那些曾给东林党、浙党、闽党、粤党撑腰的背后金主，竟彻底撂了挑子，再也不跟这些党派往来，一门心思只跟地方官府凑在一起。
这下可把朝廷官员气坏了，牙根都疼得发痒——没
了“孝敬”，不少人的私囊直接瘪了大半，党派没了金主支持，也成了没牙的老虎。
可偏偏发作不得：南方官商该交的税一分没少，漕粮贡品也准时送京，实在找不出半点“抗命”的借口。
若是无端下朝令整治，不仅自己落不着脸面，还堵不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搞不好还要被骂“苛待地方”。
就这么着，朝廷与南方彻底陷入了僵局：
一方攥着钱粮软抵抗，一方握着权力却没处使，谁也奈何不了谁，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局面僵下去。
朝会上的气氛依旧没什么变化，君臣还是大眼瞪小眼——
乾德皇帝稳坐龙椅，脸上瞧不出半分急色，活像个稳坐钓鱼台的看客；
底下的朝臣们却憋得难受，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一个个神色纠结。
他们心里打得算盘精着呢：
好不容易从皇帝手里分到些权柄，说什么也不敢丢。
万一皇帝真有办法解决南方的僵局，往后朝堂的事恐怕就没他们什么份了，到时候真成了尸位素餐，连半点实权都摸不着，这滋味可比现在的僵局难受多了。
可朱有建压根没琢磨着跟朝臣较劲，他反倒觉得南方各省如今这样挺好——
不闹幺蛾子，安安静静维持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