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只会推诿，要钱时攥着国库不松，要办事时又处处掣肘。
天启帝瞧着这群文官，只觉得“真不可用”，索性重新启用东厂番子，走回他爷爷万历“靠内庭办事”的旧路——
只不过他性子更急，手段也更直接，一上来就着手夺文官的权柄。
起初倒也没出大岔子：
东北战事吃紧，朝堂文武集团本就弱势，天启帝拿权时没遇太多阻力。
可偏偏就是这“弱势”，给了东林书院那帮人机会——
他们天天喊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借着朝堂权力真空，竟一步步爬了上来。
这边东林党想掌权，那边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也不肯让，两边立刻对上了，朝堂成了他们争斗的战场：
你参我一本，我陷你一局，连前线的军饷、粮草都成了争斗的筹码，最后闹得民不聊生，东北的战事也被彻底耽搁。
崇祯帝一继位，便雷厉风行掀翻阉党，又借着限制朝堂官员权柄的机会，定下“监军、巡按、军镇三位一体方可用兵”的规矩——
这一手直接把内阁、兵部、都督府手里的调兵权收了回来，从制度上巩固了皇权，单论这事，做法本就没什么错。
若不是后来遍地起民乱，崇祯朝本可以成为真正的中央集权时代。
论掌控力，崇祯帝确实有一套：
对朝堂官员，他说一不二，没人敢公然违逆；
对军队，他牢牢抓着兵权，将领任免、军饷调配都由他定夺；
对地方，布政司、知府们也都规规矩矩，不敢擅自行事。
若只比治政手段，他能甩万历帝好几条街——
万历靠“装死”应对朝堂，崇祯却敢直接动手整肃权力格局。
可他偏偏栽在了“志大才疏”和“急功近利”上：
总想一口气解决所有问题，比如对后金用兵，刚打了场小胜就想速战速决，结果屡屡受挫；
又比如整顿吏治，急于求成之下，反而让不少能办事的官员被牵连。
更要命的是“贫穷”——
这穷倒不能全怪东林党，根源在他过度使用民力：
北边要防后金，得征“辽饷”；
西边要剿流寇，得加“剿饷”；
后来还要练新兵，又添“练饷”，三重赋税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流民越来越多，民乱自然愈演愈烈。
其实明朝的民乱从来不是崇祯朝独有的。
从洪武皇帝开国到崇祯帝亡国，二百七十六年里，民乱就没真正安生过——
大大小小的叛乱、民乱算下来有五百多回，平均每年就有两回。
这些乱子还没算上永乐靖难这种皇族内斗，全是实打实的民生与边患问题：
有流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的，有白莲教借宗教聚众作乱的，有土司、宣慰司不服管叛乱的；
北边鞑靼人隔三差五叩关劫掠，中间出了土木堡之变的惨败，东南沿海有倭寇骚扰，正德朝还有宁王造反，矿山里时不时爆发矿民暴乱，百姓为了抗税也常闹出动静。
整个明朝，就像一位在风浪里撑船的老运动员，一路颠沛，却硬是撑了两百多年才倒下。
放在以前，大明是真不怕民乱的——
两百多年里见多了风浪，流民作乱、教众起事，大多时候都能压下去，经验早攒得足足的。
可偏偏天启、崇祯这兄弟俩，硬弄出个“三饷”来：
辽饷、剿饷、练饷一层层加在百姓身上，本就没断过的民乱，这下彻底成了燎原之势。
陕西那边更惨，天灾连着闹了近百年，地里长不出庄稼，百姓早快饿死了，三饷一加，北方直接民不聊生。
先前还只是零星的乱子，这下倒好，走投无路的人全往乱军里涌，民乱得了人支持，规模越来越大。
即便如此，若是外患能稳住，大明凭着老经验，未必不能缓过来。
可后金那边出了皇太极这么个枭雄，几乎每隔两三年就率军“南狩”，入关劫掠一番，抢了人口粮食就走。
朝廷征辽饷本是为了防后金，结果钱花了不少，仗却没打赢，辽饷等于征了个寂寞。
偏偏崇祯帝自己不懂打仗，辽东战局被折腾得一塌糊涂：
派去的将领要么被掣肘，要么指挥失误，胜仗没打几场，失地倒丢了不少。
一边是内战压不下去，乱军越打越多；
一边是外战赢不了，后金步步紧逼。
朝廷的根子早就溃烂了——
国库空了，官员贪了，百姓反了，军队散了。
到最后，崇祯帝走投无路，自缢在煤山，大明两百多年的江山，就这么彻底玩完了。
如今南方局势乱糟糟的，朱有建却一副“不管事”的模样——
先前见朝堂官员总觉得治国容易，动辄对朝政指手画脚，他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