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凌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望着庭院里清扫积雪的侍从，手中握着一份刚从统计局送来的报告——截至1929年12月末，帝都失业人口降至23万，内东北行省钢厂复工率达87%，南洋联邦橡胶出口量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的92%。这些数据像一剂强心针，让他紧绷了近三个月的神经终于得以松弛。
“首相，南洋党党首杨康的专使到了。”秘书的声音从门外传来，打断了张凌云的思绪。
“请他进来。”张凌云转身，整理了一下略显褶皱的西装领口。三个月前那个踉跄着闯入李光书房的狼狈首相，如今已恢复了往日的沉稳，只是眼底还残留着几分熬夜的青黑。
进来的是一位身着南洋风格纱笼、皮肤黝黑的青年，他是杨康的副手高震岳——1924年南洋党换届时，杨康接替苏曼出任党首，高震岳任副党首，这对组合以“务实合作”取代了苏曼时期的激进扩张，成为南洋党与北方党协作的关键纽带。
“首相阁下，”高震岳躬身行礼，生硬的汉语中带着南洋口音，“杨党首派我来送一份礼物。”他身后两名随从抬上一个檀木箱，箱内整齐码放着二十套南洋联邦特产的锡器茶具，“这是雅加达商会的一点心意，感谢帝国在危机中维持了橡胶贸易的稳定。”
张凌云摆摆手，示意随从将箱子收下：“杨党首太客气了。告诉杨党首，南洋联邦的橡胶能顺利出口，多亏了他下令龙武集团（能源垄断，1798年建立）优先保障运输船队的燃油供应——没有南洋舰队的护航，东方橡胶公司（橡胶垄断，1854年建立）的货轮早被英国巴西橡胶公司（1855年建立）的私掠船劫了。”
高震岳脸上露出笑容：“杨党首说了，南洋党与北方党本是同舟共济。危机前他还担心您年轻气盛，现在才知道，您比李光首相当年更懂‘平衡’二字。”
这句话让张凌云心中一动。三个月前，正是李光那句“联合帝国不是资本主义的简单复制品，骨子里刻着‘平衡’二字”，让他从崩溃边缘惊醒。此刻，高震岳的话仿佛是对李光策略的无声印证——南洋党这个曾经的“刺头”，如今已成为危机应对的助力。
“首相，”高震岳压低声音，“杨党首还有个不情之请。南洋联邦的农民合作社想订购一批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的铁路零件，用来修建连接加里曼丹岛橡胶园和港口的窄轨铁路。他们愿意用橡胶支付，价格是危机前的八五折——您看……”
张凌云立刻翻开桌上的文件，找到赵建华（商业大臣，南方党）提交的《南洋贸易补充协议》：“告诉杨党首，这个折扣可以答应，但必须附加两条：第一，铁路建成后，南洋联邦的橡胶出口优先供给联合帝国；第二，永恒集团的技术人员要参与铁路设计，确保符合我们的标准。”他抬头看向高震岳，“这样既帮南洋联邦发展了基建，又巩固了我们的资源控制，杨党首应该会同意吧？”
高震岳连连点头：“杨党首常说，南洋党的利益与帝国绑定，您放心，他马上签署协议。”
送走高震岳后，张凌云立刻召来赵建华。这位南方党商业大臣正对着账本唉声叹气，见到张凌云，立刻起身汇报：“首相，华鼎公司（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订单恢复了七成，永恒集团的铁路零件出口额比上月增长40%，但铂金集团（金融，总部魔都）的报告显示，海外党控制的信通集团（金融，总部悉尼）还在向投机商放贷……”
“让铂金集团把报告转给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张凌云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海外党党首，犹太裔金融家，1924年接替大卫·陈·斯坦利后，以“稳健金融”取代了前任的激进扩张。张凌云记得李光的话：“海外党不是敌人，是工具——用他们的钱办我们的事，但要拴好绳子。”
三天后，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的亲笔信送到首相府。这位银发碧眼的金融家用优雅的英文写道：“亲爱的张首相，信通集团已停止向投机商放贷，转而认购帝国应急基金的三千万华夏元债券。作为回报，我希望南洋联邦的橡胶贸易能优先使用信通的结算系统——毕竟，我们的银行网点遍布雅加达和新加坡。”
张凌云在回信中签下“同意”，同时附加了一句：“希望海外党能说服英国银行家，别再给巴西橡胶公司输血。”他知道，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与欧洲犹太财团关系密切，这封信能让英国金融城对巴西橡胶公司的支持力度大打折扣。
危机缓解的关键在于民生。汪正义（教育大臣，南方党）主导的“青年职业培训计划”在启元大学（1665年建立，魔都总部）和滨海大学（1708年建立，新加坡总部）展开，失业工人分批学习拖拉机驾驶（复兴重工集团生产）、铁路维修（永恒集团技术）、橡胶初加工（东方橡胶公司指导）。张凌云特意去启元大学视察，看到曾经在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