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引发的骚动，在阿里不哥部呈现“渐进升级”的态势：从初期的“私下议论、情绪抱怨”，到中期的“公开抵制、阻断交通”，再到后期的“武器准备、人员集结”，部民的行为从“被动焦虑”转向“主动对抗”，整个部落陷入“剑拔弩张”的氛围，为李衡团队的到来设置了重重障碍，也暴露了阿里不哥对局势的失控风险。
骚动最直接的影响是“牧马秩序的崩坏”——北滩牧场的牧民不再按规律转场，而是“将马群赶到深山隐藏”，老牧民速不台道：“先把马藏起来，汉官找不到，就收不走！” 部分牧民甚至“过度放牧”，想在汉官到来前“让马多吃点草，能撑过可能到来的战乱”，导致近千亩草场被啃食过度，加剧了本就存在的草场危机。
为阻止“汉官入境”，激进部民在“阿里不哥部与弘吉剌部的边界”设置路障——用圆木、巨石堵塞草原通道，还派骑士巡逻，对试图靠近的外来者“射箭警告”。驿站驿卒长想向元廷传递“部落骚动”的消息，却被巡逻骑士拦下：“没有主帐命令，谁也不准送信，不然就烧了驿站！” 交通阻断让阿里不哥部变成“信息孤岛”，外部无法了解内部情况，内部则因信息单一而更恐慌。
五月初七起，年轻骑士开始“清点武器、集结人员”——在议事帐周边，堆放着弯刀、弓箭、长矛等兵器，阿古拉等骑士还“组织牧民演练”，教他们“如何用套马杆绊倒汉官的马，如何用弓箭射落测量木牌”。部分附属部落甚至“将妇女儿童转移到后山”，做好“长期对抗”的准备，整个部落弥漫着“临战气氛”。
骚动中，部民对“外来者”的敌意剧增——一名从察合台部来的货郎（实为普通商人）因“携带汉地布料”，被误认为“汉官细作”，货物被抢，人被殴打后驱逐。货郎逃回察合台部哭诉：“阿里不哥部的人见了汉地东西就红眼睛，李大人千万不能去！” 这种攻击倾向让李衡团队的安全风险陡增，也暴露了部落的非理性状态。
骚动加剧了部落内部的“利益分歧”——主部与附属部落因“交马责任”争吵：附属部落的长老对阿里不哥的那颜道：“马大多是主部养的，要交也该主部先交，凭什么让咱们替你们扛？” 部分富裕牧民担心“马被收走”，开始“偷偷将马赶到其他部落寄养”，而贫困牧民则抱怨：“富人能藏马，最后肯定让咱们穷人交马抵数！” 内部矛盾的公开化，让骚动从“对外抗拒”转向“内部撕裂”。
面对部落骚动，阿里不哥的心态极为复杂——既想“利用骚动强化对部民的控制，向元廷施压”，又怕“骚动失控引发内战或元廷军事镇压”，因此采取“表面强硬、暗中节制”的模糊策略：公开支持“抵制汉官”，私下约束“激进行为”，试图在“抗元”与“自保”间找平衡，却因部落结构松散、部民情绪激动而逐渐失去控制，陷入“想利用却被反噬”的困境。
在部落议事会上，阿里不哥故意摆出“绝不妥协”的姿态——对长老和那颜们说：“咱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草原的主人，岂能让汉官拿着铁尺在咱们的草场指手画脚？马是咱们的命，谁也别想收走一匹！” 他还“赏赐激进骑士”，将自己的备用弯刀送给阿古拉，称：“有你们守护部落，长生天会保佑咱们！” 公开表态旨在“凝聚共识”，将骚动引向“一致对外”。
私下里，阿里不哥对亲信那颜下达“三不命令”：“不主动攻击元廷使者，不烧毁官方驿站，不伤害持有元廷文书的人”——他对那颜道：“忽必烈的军队就在岭北，真打起来咱们讨不到好，把汉官吓退就行，别把事做绝，留条退路。” 他还派亲信暗中监视激进骑士，防止他们“擅自行动引发战火”，试图将骚动控制在“非暴力抵制”范围内。
为防止附属部落“叛逃”，阿里不哥采取“恩威并施”策略——对兀良哈等小部落承诺：“只要一起抵制汉官，来年分给你们更好的草场”；同时威胁：“谁敢私通汉官，就没收全部马群，逐出草原”。他还让萨满“为附属部落祈福”，称“同心抗元才能得长生天保佑”，试图用宗教与利益双重绑定，维持部落联盟的表面稳定。
在强硬姿态下，阿里不哥暗中派“非亲信使者”赴弘吉剌部，向李衡团队传递“谈判信号”——使者称：“阿里不哥领主愿配合量牧，但需元廷减少交马数量，且补贴青稞要加倍，否则部民情绪难平。” 这种试探既是“拖延时间”，也是想“用部民骚动逼元廷让步”，将内部压力转化为“谈判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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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激进骑士“阻断交通、攻击货郎”时，阿里不哥开始担忧“局面失控”——他私下对萨满道：“你得想办法让部民冷静点，别真把汉官逼急了，万一忽必烈派兵来，咱们谁也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