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帖木儿（蒙古族人，精通汉蒙双语）不仅负责 “语言翻译”，更承担 “习俗解读” 职能 —— 李衡与草原长老沟通时，帖木儿需 “精准传递语义，不增不减”（如 “便宜行事权” 需译为 “元廷赐的临机处置权”，而非 “随意做事的权”）；遇草原习俗相关的纠纷（如 “部落传统放牧线的认定”），帖木儿需向李衡解释 “此习俗的由来与重要性”，避免处置与传统冲突。帖木儿道：“草原人认‘理’也认‘习俗’，我得让李大人懂他们的理，他们也懂李大人的规矩。”
知印李忠（掌印章与凭证）负责 “所有官方凭证的保管与使用”—— 便宜行事令牌、虎卫调援符需 “每日清点，确认无误”；李衡签署的协调协议、物资调拨单，需 “加盖统筹使印，方可生效”；收到中都的批复文书，需 “核验印章真伪（比对预留印模）、登记编号”，再呈李衡。李忠还需 “每月核对文书与印章的使用次数”，确保 “用印必留痕，痕必对应文书”，防止印章滥用。
三名传递吏分 “三班” 负责 “文书传递”：白班（辰时 - 申时）负责 “将当日记录送最近驿站，接收中都批复”；夜班（申时 - 辰时）负责 “紧急文书的传递”（如遇诸王大规模反抗，需连夜送中都）；备用班负责 “物资需求的传递”（如向驿站申请补充干粮、草药）。传递吏均配备 “快马与传信牌”（传信牌分 “普通”“紧急”“特急”，驿站见牌优先传递），确保 “中都与李衡团队的信息，两日内互通”。
文书护卫赵勇（虎卫出身）负责 “文书箱与凭证的安全”—— 启程时，他需 “贴身看管文书箱，不离半步”；扎营时，文书箱需 “放入李衡的帐篷，赵勇在旁值守”；遇突发情况（如骑士骚扰），赵勇需 “优先保护文书，再协助护卫”。赵勇还需 “与虎卫骑士协同”，若遇文书传递受阻，可请求虎卫骑士 “护送传递吏至驿站”，确保信息传递不中断。
虎形量天尺是李衡赴草原的 “核心工具与权威象征”，其携带方式、展示时机、保管规范，均 “服务于草原实务与中央权威传递”—— 元代官方量器的携带需 “专人看护、形制完好”（《大元通制?工律》载 “官尺赴边，需用特制木盒，由工匠随行核验”），此次虎形量天尺的携带，既符合此制，又因 “草原治理的特殊性” 做了实务化调整。
李泉为虎形量天尺设计 “双层保护木盒”—— 外层为北境硬榆木，刻 “虎首纹”（与量天尺虎首呼应），涂草原羊油防潮；内层为软羊毛垫，防止量天尺在运输中碰撞磨损；木盒的锁具为 “铜制密码锁”（密码由李衡与李泉各知一半，需两人配合才能打开），防私拆、防调换。每把量天尺均 “单独装盒”，盒外贴 “编号标签”（从 “壹” 至 “伍”），对应 “不同用途”（壹号尺用于平地丈量，贰号尺用于坡地，依此类推），便于快速取用。
李衡指定 “两名有试点经验的汉官” 专职看护量天尺：每日启程前，需 “打开木盒，检查量天尺的刻度是否清晰、铜嵌是否牢固”；丈量时，需 “全程跟随，协助李衡校准”；收工时，需 “清洁量天尺（用羊毛布擦拭，避免木屑残留）、放回木盒、锁好密码锁”。看护汉官需 “每日写《量天尺保管记录》”，记录 “使用次数、损耗情况、校准结果”，李衡需每日签字确认，确保量天尺始终处于 “可用、精准” 状态。
在驿馆的 “象征展示区”，虎形量天尺（壹号尺）被置于玻璃罩中，旁附蒙汉双语说明牌：“虎形量天尺，元廷官尺，一尺量三丈草场，一印记百匹战马，统草原度量之标准。” 博尔济长老带草原代表参观时，李衡亲自演示量天尺的使用：“此尺的刻度，经中都工部核验，寸厘不差；虎首铜嵌，经草原铜工打造，耐风沙磨损。” 展示量天尺，既是向草原代表传递 “元廷标准的权威性”，也是向潜在的诸王细作传递 “草原丈量将按此标准执行，无讨价还价余地” 的信号。
启程时，五把量天尺的木盒 “装在特制马车”（马车车厢铺羊毛垫，避免颠簸），由看护汉官与文书队知印共同押运；马车插 “量天尺标识旗”（蓝底，画白色量天尺图案），便于沿途驿站识别；每到一处驿站，量天尺需 “存入驿站的‘贵重物品库’”（库门由李衡与驿站驿卒长共同上锁），次日启程前再取出核验。这种携带安排，既确保量天尺安全，又便于沿途展示 “元廷官方量器” 的权威。
李衡在饯行宴上对博尔济长老道：“这把量天尺，不是用来‘卡草原’的，是用来‘公平分草场’的 —— 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