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匠不熟悉 “铜嵌火候”，常把木坯烧黑；草原铜工不懂 “刻度深度”，常刻得过深导致尺身开裂。王显遂定 “分工核验”：帖木格教汉匠 “铜嵌火候控制”（黄铜熔化后，待表面起白霜再倒），李泉教铜工 “刻度深度标准”（半分深，用 “深度尺” 比对）。汉匠王石按帖木格的法子嵌铜，果然不烧黑木坯；帖木格按李泉的标准刻刻度，尺身也不再开裂。王石感慨：“草原铜工的火候手艺，咱们学不来；咱们的刻度标准，他们也得学，缺了谁都不行。”
工匠团队中，汉匠多不懂蒙古语，草原铜工多不懂汉文，初时靠 “手势比划” 沟通。王显便让赵良弼 “每日晨教半个时辰双语”：教汉匠说 “虎首”（巴图）、“牧草”（努图克），教铜工认 “一寸”“一尺” 的汉文。十日过后，李泉能对帖木格说 “巴图要雕大些”，帖木格也能指着刻度说 “一尺刻深些”。协作时，汉匠画好刻度，铜工便知 “对应位置雕牧草纹”；铜工嵌好虎首铜，汉匠便知 “打磨时避开虎眼黑石”，默契渐生。
王显将 “汉匠定形、铜工饰纹、每日核验” 的模式写入《工部造尺流程》，规定 “每把尺需经‘汉匠验形、铜工验纹、主事验总’三关”：李泉验尺身是否 “直、平、厚均达标”，帖木格验纹饰是否 “生动、对齐”，王显最后验 “整体是否合设计要求”。第一把合格尺造好时，李泉与帖木格共同在尺尾刻 “李帖合造” 四字，“这把尺，是咱们一起造的，要留个纪念。” 王显见了，笑道：“这便是‘汉草合璧’的好兆头。”
量天尺的细节设计，藏着无数 “治世巧思”—— 尺首的虎首角度、尺身的握痕深度、尺尾的收尾纹饰，每一处都兼顾 “实用顺手” 与 “象征认同”，让这把一丈长的木尺，既经得起草原风沙的考验，又能成为元廷治理的 “无声使者”。
最初雕的虎首 “向前凸”，汉官握尺时 “虎口硌手”。李泉便建议 “虎首向后仰三十度”，既保持威严，又不硌手。帖木格按此调整，雕好后让周彬试握，周彬道：“这般角度正好，握久了也不酸。” 王显还让工匠 “将虎首边缘磨圆”，用细砂反复打磨，“草原多风沙，棱角锋利易划伤手，磨圆了更安全。” 试握时，虎首虽凶，却手感温润，毫无硌涩。
初设的握痕 “深半寸”，汉官反馈 “握得太紧，久了手麻”。李泉便改 “深三分”，宽度与成人掌心适配，“既能稳住尺身，又不费力”；还在握痕处 “刻浅纹”（类似汉地防滑纹），防止 “手心出汗打滑”。草原吏员巴图试握后道：“比没握痕时稳多了，骑马丈量时也不怕尺掉了。” 王显让工匠 “每把尺的握痕都用‘握痕样板’比对”，确保深浅一致。
为避免 “正面刻度与背面纹饰错位”，李泉设计 “双线对齐法”—— 在尺身两端钻小孔，穿棉线拉直，正面按棉线刻刻度，背面按棉线刻纹饰。试造时，正面 “三尺” 刻度与背面 “三叶草纹” 分毫不差，周彬道：“汉官算到三尺，草原吏员一看背面牧草纹，便知‘可养马一匹’，不用再解释。” 王显还规定 “每刻完一尺，都要用棉线核对一次”，确保对齐精度。
尺尾最初无纹饰，显得突兀。帖木格提议 “刻半朵哈达纹”，“哈达半朵代表‘未完待续’，寓意草原治理还需努力，也显谦逊。” 王显还让工匠在尺尾刻 “至元四十六年工部造” 汉文与蒙古文，“既记造尺年份，又显官方身份”。李泉补充：“在蒙古文旁刻‘验’字，代表经工部核验合格，诸王若质疑尺的真伪，一看‘验’字便知。”
草原多沙尘，刻度与纹饰凹槽易积尘，影响读数。李泉便让工匠 “在尺身涂一层‘桐油蜡’”—— 将桐油熬煮后加蜂蜡，均匀涂在尺身，“既防沙尘渗入，又易清洁，用布一擦便净”。帖木格还在 “虎首铜嵌处涂草原‘羊油’”，“羊油能防铜生锈，草原人也常用这法子保养铜器。” 处理后的尺身，虽经沙尘模拟测试（用干沙撒在尺上），刻度仍清晰，一擦便净。
虎形量天尺的每一处设计，都藏着元廷的治理意图 —— 虎首代表萧虎的治世权威，双语刻度代表中央与草原的治理协同，“三里一牧草” 代表 “按需分配草场” 的治世理念。这把尺，早已超越 “丈量工具” 的范畴，成为元廷向草原传递 “统一、公平、权威” 的治世信物。
王显在尺首虎首下方刻 “萧” 字，字体为 “隶书”，刚劲有力，“萧将军是元廷治世核心，刻‘萧’字，代表将军亲验，诸王见字便知‘这尺是将军认可的’，不敢违抗丈量。” 耶律楚材得知后，派赵良弼送来 “萧虎手书‘量’字”，让工匠刻在虎首口中玉坠上，“将军手书更显权威，草原部落见了，便知丈量是将军之意，不是汉官私为。” 帖木格雕玉坠时，特意将 “量” 字雕得突出，“让部落一眼便看到将军手书。”
正面汉文刻度（一寸、一尺）代表 “汉地治理规范”，背面蒙古文标识（每三里刻 “阿里玛”，意为 “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