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四十五年冬十一月初一，扬州元军大营的帅帐内，萧虎从樟木匣中取出一具虎纹马鞍 —— 这具马鞍并非寻常军器，而是他母亲（前草原弘吉剌部贵族，随萧虎父亲征战半生）生前为他打造的 “家传之物”，承载着 “家族勇武” 与 “母训嘱托”。此时的元军，刚在长江北岸的瓜洲渡遭遇南宋残余的顽强抵抗，士兵因连日攻坚略显疲惫，萧虎深知，这具马鞍将成为 “提振士气、凝聚军心” 的关键符号。
这具虎纹马鞍制作于至元三十八年（萧虎初任蒙古军统帅时），由萧母亲自督造，召集草原最顶尖的 “皮匠与铜匠” 合力完成：皮料选用 “三岁草原黑牛皮”（质地坚韧，耐磨损），经 “浸泡、鞣制、晾晒” 十二道工序，确保骑乘时既稳固又舒适；鞍桥与鞍鞒处的虎纹，由草原铜匠以 “鎏金浮雕” 工艺打造 —— 虎首高昂，虎爪前伸，虎尾卷曲，每一处纹路都经 “反复打磨”，阳光下泛着哑光金芒，既显威严又不张扬。萧母当时对萧虎道：“此鞍以虎为纹，虎乃草原百兽之王，喻你领兵当有虎威；更要记着，统帅的勇武，不在匹夫之勇，而在护佑将士、安定民生。” 这番嘱托，萧虎始终铭记。
自至元三十八年起，这具虎纹马鞍便伴随萧虎征战：至元四十年，他骑着配此鞍的战马，在北境平定阿里不哥旧部叛乱，虎纹在战场上被士兵视为 “胜利的象征”；至元四十三年，他率军救援山东流民，马鞍上的虎纹因 “保护流民” 被百姓传为 “祥兆”。每次战后，萧虎都会亲自擦拭马鞍，用 “草原特制的油脂” 保养皮革，用 “细布” 擦拭鎏金虎纹，确保马鞍始终如新。蒙古军老卒博尔术回忆：“当年平定北境时，萧将军的虎纹鞍一出现，咱们就知道必胜，这鞍子，跟着将军打了太多胜仗！”
因南征以 “水师与陆军协同” 为主，萧虎多乘车指挥，便将虎纹马鞍收入樟木匣中，置于帅车储物舱，计划 “待攻克临安后，再配战马使用”。然而，十一月初一的瓜洲渡之战，元军虽突破南宋部分江防，却因 “南宋投石机密集攻击” 伤亡三百余人，士兵们在帐中议论：“这江防太难打，不知还要死多少弟兄。” 萧虎得知后，召集耶律楚材、巴图额尔敦议事：“将士们不是怕打仗，是怕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我需用一样东西，让他们想起咱们的战功与使命。” 他打开樟木匣，指着虎纹马鞍道：“这具鞍子，是母亲所赠，承载着草原的勇武与治世的初心，明日便将它载于帅车，让全军看见。”
虎纹马鞍的价值不仅在于 “战功传承”，更在于 “母训中的治世理念”—— 萧母生前常说 “领兵者，当以‘护民’为根本，若仅为战功，与盗匪无异”。这与萧虎 “南征为救济流民” 的目标高度契合，他对巴图额尔敦道：“我提‘母在天助我’，不是迷信，是想让将士们记得，咱们打仗，不仅为胜利，更为母亲们期盼的安稳，为流民们盼求的活路。” 这种 “精神内核” 的提炼，让马鞍从 “战功象征” 升华为 “治世信念的载体”。
要理解虎纹马鞍为何能 “振士气”，需先看清其 “形制与工艺” 中的 “草原匠心”—— 这具马鞍不仅是 “骑乘工具”，更是 “权威与精神的具象化”：从皮革的选材、虎纹的雕刻，到配件的搭配，每一处细节都体现 “草原军事文化” 与 “萧氏家族的权威”，让蒙古军将士一眼便能感受到 “熟悉的传统” 与 “必胜的信念”。
虎纹马鞍遵循元代草原 “作战马鞍” 的经典形制：鞍桥高七寸（前桥略高，便于冲锋时稳定身体；后桥略低，便于转身防御），鞍鞒宽五寸（铺有 “羊毛软垫”，减少长时间骑乘的疲劳），鞍座长一尺二寸（适配草原战马的脊背弧度），两侧装有 “铜制踏镫”（镫面宽三寸，踏面内侧有 “防滑纹路”，确保士兵冲锋时不打滑）。这种形制是草原民族 “千年骑战经验” 的总结，蒙古军将士一看便知 “这是能打胜仗的鞍子”。巴图额尔敦抚摸鞍桥道：“此鞍的形制，与咱们草原最好的作战鞍一模一样，骑上它，就像回到熟悉的草原战场，心里踏实。”
马鞍最引人注目的是 “鎏金虎纹”：虎首位于鞍桥正中央，双目镶嵌 “黑色玛瑙”（萧母从西域购入，象征虎目的锐利），虎口微张，露出 “细小的铜制獠牙”，虎身从鞍桥延伸至鞍鞒两侧，虎爪紧扣鞍边，仿佛 “随时准备扑向敌人”；虎纹的鎏金工艺采用 “草原传统的‘火鎏金’”—— 将金箔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铜胎上，经炭火加热，水银蒸发，金箔便牢牢附着在铜上，再经打磨，形成 “哑光质感”，既避免战场反光暴露目标，又显低调的威严。中都军器库工匠阿古拉（曾参与元代马鞍制作）评价：“这鎏金虎纹的火候与打磨，是草原顶尖水平，没有十年经验的铜匠，做不出这样的纹路。”
马鞍的配件同样暗藏 “细节”：鞍鞒两侧挂着 “皮质马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