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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的 “形制特征：威严与细节”。萧虎所持的虎符为 “青铜鎏金” 质地，通长八寸，高三寸半，虎形为 “立虎”（草原传统造型，区别于宋代伏虎），虎首高昂，虎目圆睁，象征 “草原军威”；虎背刻 “中统三年制” 与 “元廷枢密院印”，虎腹刻 “总领诸军” 四字，明确授权范围；虎身纹饰为 “卷草纹”（融合草原与中原纹样），左右合缝处有 “榫卯结构” 与 “暗记”（虎左耳内侧有微小 “萧” 字刻痕，为萧虎专属标记），防止伪造。中都军器库老工匠阿古拉曾对士兵描述：“这虎符的榫卯公差不足半分，暗记需用强光照射才能看见，全天下只有这一枚右符，绝无仿品。”
虎符的 “使用规则：严格的军事流程”。元代虎符的使用有 “三重规则”：一是 “合符权限”，仅萧虎（右符持有者）与持有左符的将领共同勘验，方可启动调兵流程，其他官员无权干预；二是 “调兵范围”，虎符可调动 “草原蒙古军、中原汉军、江南护治军”，不受地域限制，是元代唯一 “跨族群调兵” 的信物；三是 “时效限制”，每次调兵需在虎符上 “刻写调兵人数、用途、时限”，超过时限需 “重新合符”。巴图额尔敦作为左符持有者，对士兵道：“我持左符十年，从未敢私自调兵，每次都要与萧将军合符，这虎符的规矩，就是咱们蒙古军的军纪，谁也不能破。”
虎符的 “象征意义：权威与信任”。对蒙古军而言，虎符的象征意义远超 “调兵工具”—— 它是 “草原部落对元廷的信任”（蒙古军多认可 “持虎符者为正统统帅”），也是 “战略统一的保证”（见虎符即知 “全军行动统一，无派系之争”）。老军卒博尔术回忆：“当年咱们打阿里不哥，萧将军就是示虎符，让草原各部联军心齐，才打赢的；现在萧将军再示虎符，就是告诉咱们，这次南征也是‘全军统一行动’，不会让咱们白白送死。” 这种 “象征意义”，让虎符成为 “缓解蒙古军疑虑” 的最佳载体 —— 质疑婚书可能是 “误解”，但质疑虎符，就是质疑元代的军事权威与草原部落的共同利益。
虎符与 “时机” 的关联：权威与战略的结合。萧虎深知，虎符的 “示” 与 “不用”，是 “传递时机” 的关键 —— 示虎符，是证明 “自己有调兵的绝对权威，南征筹备并非‘私自发兵’，而是元廷的统一战略”；暂时不用虎符调兵，是传递 “时机未到，南征需等待最佳条件”。这种 “示而不用” 的权谋，既回应了 “蒙古军疑婚书假” 的核心疑虑（有虎符证明战略正统），又隐藏了 “具体时机”（避免南宋察觉），一举两得。
萧虎将议事时间定在至元四十五年春二月十五日辰时，地点选在中都北校场的 “全军演武台”—— 这里是蒙古军熟悉的场地，便于聚集全军；筹备工作围绕 “权威展示、信息释疑、情感共鸣” 展开，从场地布置、人员安排到流程设计，每一处细节都暗藏 “稳军心、定战略” 的权谋，确保议事能 “一举解决躁动，凝聚共识”。
场地布置：“军事威严 + 草原元素”。演武台的布置兼顾 “元廷军事权威” 与 “蒙古军的草原认同”：台中央摆放 “鎏金虎符台”（用草原松木打造，铺着弘吉剌部进贡的羊毛毯），虎符将置于其上，供全军观看；台后的背景墙挂着 “草原与江南全图”（左侧画草原牧群，右侧画江南流民织坊，中间用红线标注 “南征路线”，直观展示 “南征为救济流民，非征服”）；演武台两侧立着 “元代军旗” 与 “草原部落图腾旗”（弘吉剌部、札剌亦儿部等，象征 “草原部落与元廷一体”）；台下的蒙古军按 “千户、百户” 编队站立，每队前摆放 “草原传统的铜制酒壶”（议事结束后将举行 “誓师酒” 仪式，增强凝聚力）。负责布置的官员对萧虎道：“这样的布置，既让蒙古军看到元廷的权威，又能感受到草原的熟悉感，便于接受议事内容。”
萧虎确定 “三类人员” 参与议事：一是 “蒙古军核心”，包括巴图额尔敦、帖木儿、赤老温等将领，及各千户、百户，确保 “决策能直接传达至基层士兵”；二是 “草原部落代表”，邀请弘吉剌部联络官、札剌亦儿部驻中都使者，证明 “南征得到草原部落支持，和亲盟约仍有效”；三是 “元廷治世官员”，耶律楚材、刘七（情报房总领）出席，负责 “解释战略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