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元四十五年夏八月十七，平江府城郊的破庙内，史宅之正用粗糙的木炭在墙上画长江地图 —— 他半月前从临安羁押营逃脱（买通看守的旧部张强，趁夜混入流民队伍），得知元廷南征军已进驻江南外围，萧虎的 “虎威”（实为军事与民生协同）正瓦解南宋残余势力。此时的他，既无宗室支持，又缺兵权，却仍不愿接受败局，最终将希望寄托于 “长江天险” 与 “文治募兵”，试图以 “守江 + 聚贤” 对抗元廷，既是困兽之斗，也是权谋层面的最后反扑。
史宅之深知，南宋残余唯一的屏障便是长江 —— 从鄂州至镇江的千余里江面，若能固守，可迟滞元军南渡；若失守，江南便无险可守。他对亲信张强道：“萧虎南征靠的是兵多粮足，咱们缺兵少粮，只能借长江之险，让元军‘望江兴叹’；只要守住三个月，待秋收后流民有粮，或许能再聚势力。” 这种对 “天险” 的依赖，源于他对元军水师的误判 —— 他以为元军擅长骑兵，水师薄弱，却不知萧虎已从山东调运战船，组建江南水师。
史宅之将萧虎的治世影响力曲解为 “虎威压制”，认为元廷靠的是 “武力威慑”，而非民心归附，便想以 “文治” 争夺人心：通过 “榜取士” 招募文人武士，既能补充兵力，又能向江南士绅传递 “南宋仍有文治正统” 的信号，瓦解元廷 “民生优先” 的宣传。他在私下对前来投奔的旧吏周彬道：“萧虎靠粮拉拢流民，靠兵压制旧臣，咱们便靠‘求贤’‘安民’的文治，让江南人知道，宋廷才是正统，元军不过是劫掠之辈。” 这种计算，暴露了他对 “民心归向” 的误读，也为后续失败埋下伏笔。
史宅之此前因假信、毒酒事件失势，若能借 “守江抗元” 之功，便可重新掌控南宋残余权力，甚至取代理宗成为 “江南核心”。他在与旧将陈武联络时，许诺 “若守江成功，便奏请理宗封你为沿江制置使，总领江南军务”；对文人则承诺 “战后恢复科举，优先录用此次应募者”。这种 “以抗元为名，行夺权之实” 的野心，让他的应对不再是单纯的 “保宋”，而是掺杂了个人权力的算计，也导致内部矛盾难以调和。
元廷南征军在八月中旬已抵达扬州外围，开始勘察长江渡口，情报传到史宅之耳中，让他不得不加速应对。张强从临安带回消息：“元军粮储队已到平江府边界，流民都盼着元军来救济，咱们若不尽快有所动作，怕是连旧部都要倒戈。” 这种紧迫感，让史宅之在防线加固与募兵上急于求成，甚至不惜挪用地方粮储、强征工匠，进一步激化了与百姓的矛盾。
史宅之虽有应对之心，却面临 “无粮、无兵、无民心” 的困境：江南粮荒未缓解，他只能从寺庙、士绅处强征粮食；南宋旧军士气低落，多数士兵不愿再战；流民对宋廷失望，更倾向元廷。周彬曾劝他：“相公，咱们缺的不是防线和士兵，是民心，若不先解决流民粮荒，再好的应对也无用。” 史宅之却不愿承认，仍固执地认为 “只要守住长江，民心自会回归”，这种局限，注定了他应对的最终失败。
史宅之明白，长江防线是抗元的核心，便在八月十八至二十日，亲率张强、陈武（南宋旧禁军将领）等旧部，沿长江从鄂州至镇江勘察三日，制定 “三段联防” 的防线规划 —— 规划虽利用长江天险，却因 “资源估算失误、轻视元军水师” 存在诸多实务缺陷，为后续防线崩溃埋下隐患。
勘察的 “重点区域”：险段与渡口。史宅之将长江防线分为 “西、中、东” 三段：西段从鄂州至池州，江面狭窄，多浅滩，适合设水寨阻敌；中段从池州至芜湖，江面宽阔，水流湍急，适合建烽火台预警；东段从芜湖至镇江，多渡口（如采石矶、瓜洲渡），是元军可能南渡的重点，需加固岸防工事。勘察时，他让陈武测量各段江面宽度、水流速度，张强记录沿岸村落、粮储情况，周彬则绘制 “江防地形图”，标注计划设寨、建台的位置。在采石矶渡口，史宅之指着江面道：“此处是南宋旧年抗金的要地，咱们在此建夯土城墙，配备投石机，元军必难突破。”
防线的 “结构设计”：水寨 + 烽火台 + 岸防。史宅之的规划中，每段防线均有三重防御：一是 “水寨”，用松木搭建木栅，围出直径百丈的水域，内泊蒙冲战船（从南宋旧军粮船改造，加装木板防护），每座水寨驻兵五百，由陈武的旧部统领；二是 “烽火台”，每三十里一座，用青砖砌成，高五丈，顶部设了望塔与烽火盆，配备五名哨兵，发现元军便点燃狼粪（烟浓且持久，便于远距离观察）；三是 “岸防工事”，在重点渡口（如瓜洲渡）建夯土城墙，高两丈，宽一丈，墙外挖深三尺的壕沟，墙顶设箭楼，配备弓箭手与投石机。史宅之对规划颇为自信：“有这三重防御，元军想渡江，至少要付出三倍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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