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员的第三步：“目标重申”，定方向。萧虎再次明确南征的 “三大目标”，并细化 “将士奖惩”：一是 “平粮荒”，能优先救济流民、保护粮储的将士，记 “民生功”，战后优先提拔；二是 “收民心”，能劝降旧吏、协助织坊复工的将士，记 “协作功”，战后奖励粮票与土地；三是 “定江南”，能避开流民区、不滥杀的将士，记 “治世功”，战后授予 “双法协作奖章”。同时，他也强调惩罚：“若有将士敢杀流民、劫粮储、毁织坊，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军法处置，甚至株连家人！” 奖惩分明的目标，让将士们既知 “为何而战”，也知 “何为不可为”，方向更明确。
动员的第四步：“信物授予”，传责任。萧虎将虎纹马鞍正式授予巴图额尔敦，道：“这具马鞍，是南征的帅印，也是民生的责任；你带着它，每到一处，先问流民粮够不够、织机动没动，再问敌军降没降。” 他还为保护部队、安抚部队授予 “民生信物”—— 保护部队授予 “绿色旗帜”（象征民生保护），安抚部队授予 “双法铜印”（象征治世衔接）。张恒接过绿色旗帜，道：“末将定用生命保护流民，不让一面旗帜蒙尘！” 李默接过铜印，道：“末将定做好战后衔接，让流民早日安稳！” 信物的授予，让责任从 “口头承诺” 转化为 “具象担当”。
动员的最后一步：“共同宣誓”，凝共识。萧虎带领全体将士、流民代表、治世官员，共同宣誓：“吾等南征，为救流民，不为征服；护民生，不滥杀；平粮荒，促协作；若违此誓，天地共弃！” 宣誓声震彻校场，将士们举起兵器，流民代表挥舞着 “欢迎元军” 的布条，治世官员手持粮荒应对方案，一幅 “军事与民生协同” 的壮阔图景，在中都校场展开。宣誓结束后，萧虎下令：“明日出发，南征！” 将士们齐声应诺，士气达到顶峰 —— 这场动员，不仅是 “军事出发的信号”，更是 “治世理念落地的起点”。
至元四十五年夏的 “南征前奏”（密报传递、议事决策、动员准备），虽未直接展开军事行动，却产生了远超 “战前准备” 的长远影响 —— 它彻底瓦解了南宋宗室的统治基础，凝聚了元廷 “以民为本” 的治世共识，为后续 “和平统一江南” 奠定了坚实的民心基础，也让元代的 “军事行动” 彻底摆脱 “征服” 的标签，成为 “民生救援” 的正义之举。
“南宋宗室统治的彻底崩溃”。南征前奏期间，宋廷的粮荒应对无能、赵与芮的顽抗计划、旧吏的大规模倒戈、流民的反戈支持，让南宋宗室彻底失去 “权力根基”—— 至元四十五年夏八月十五，元军南征第一阶段启动时，平江府、扬州的宋廷驻军几乎未抵抗便归附，临安的宋宫禁军倒戈过半，理宗、赵与芮沦为 “孤家寡人”，再也无力组织抵抗。耶律楚材在《双廷治世录》中写道：“南征前奏，非军事之胜，实民心之胜；宋廷失民心，故其统治必亡，元军未动，其势已崩。”
“元廷治世理念的江南认同”。南征前奏期间，元廷 “以民为本、军事为辅” 的治世理念，通过粮荒应对方案、南征军事计划、最后动员，深入江南流民与旧吏心中 —— 流民从 “元军优先救济粮、保护织坊” 的承诺中，看到 “安稳日子的希望”；旧吏从 “区别对待、留用参与治世” 的政策中，看到 “个人发展的机会”；甚至连部分南宋宗室疏属（如赵孟頫），也从 “母训传承、民生优先” 中，认同 “元廷治世的正义性”。至元四十五年秋，江南流民对 “元廷的认同度达九成八，旧吏归附率达九成，宗室疏属归附率达八成”，这种认同，成为 “和平统一江南” 的核心基础。
“军事行动与民生安抚的协同模式定型”。南征前奏期间形成的 “军事保护、粮源调拨、织坊保障、旧吏管控” 协同模式，成为元代 “新附地区统一” 的范本 —— 后续元代统一云南、岭南时，均借鉴这一模式：先派情报人员核实民生危机，再制定 “民生优先” 的军事计划，最后通过 “信物传承、共同宣誓” 凝聚共识，确保 “军事统一” 与 “民生安抚” 同步推进。萧虎晚年回忆时，对巴图额尔敦道：“当年南征前奏的模式，是咱们治世的‘传家宝’—— 军事若脱离民生，再强也会失民心；民生若有军事保护，再弱也能稳根基。”
“流民与元廷的情感联结深化”。南征前奏期间，流民代表王氏、春桃参与议事、粮车护送、动员宣誓，这种 “流民参与治世决策” 的经历，让流民与元廷从 “被动接受” 转向 “主动认同”—— 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