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需要朝臣各司其职，制定救灾方案、调配物资；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将领的指挥、士兵的战力与朝廷的后勤保障；内政的清明更是需要文武百官齐心协力、廉洁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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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在降龙术的逻辑里，文臣们将一切问题都与皇帝失德挂钩，通过天人感应学说将责任完全推给皇帝，自己则置身事外。

    久而久之，宋朝的皇帝就像被驯服的忒丑龙，文臣让下罪己诏便不得不下，全然忘记了儒家最初君为臣纲、服务皇权的核心宗旨。

    自古以来，天子下罪己诏本是有损皇权威严的事。

    正常情况下，若非重大过错，下一次罪己诏，向天下展示改正的决心与担当便已足够。

    可宋朝的皇帝，却硬是将罪己诏当成了吃饭喝酒般轻松的事。

    频率之高、态度之顺从，让皇权的神圣性不断被削弱。

    次数多了之后，百姓也逐渐对罪己诏去魅。

    原本认为罪己诏是皇帝真心悔过的象征，后来发现不过是文臣制衡皇权的手段。

    皇帝的道歉变得廉价，皇权在百姓心目中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

    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其实是宋太祖赵匡胤。

    为何这么说？

    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深知武将夺权的威胁，因此建国后推行重文抑武政策，刻意抬高文官地位，削弱武将权力。

    他不仅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祖训，还给予文官集团极高的政治话语权。甚至允许文官风闻奏事，无需确凿证据，便可基于传闻向皇帝进谏。

    这一政策虽避免了武将叛乱，却也为文官集团的壮大埋下了隐患。

    随着时间推移，以士绅阶级为背景的文官集团，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

    他们以儒家正统自居，借助天人感应学说不断压缩皇权空间。

    而赵匡胤确立的重文抑武体制，让后世皇帝即便想制衡文官集团，也因武将被压制，无法与文官抗衡，而缺乏足够的力量，只能被动接受文官的约束。

    罪己诏的泛滥，便是这一体制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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