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解决这种现象，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天人感应学说，便是这套治国理念中的关键一环。”
“如此一来，思想得以统一，人心得以凝聚，汉朝才算真正摆脱了战国遗留的分裂隐患，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
话落，朱棣和夏原吉对视一眼，眼中充斥着疑惑。
方才，陈兄弟经过一番有理有据的话，不是已经将儒家的天人感应学说从天上丢到了地上，证明了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虚假。
如今，证明说起来天人感应学说存在的好处，那么按照这样的说法，天人感应学说在大明永乐时期存在，究竟是好是坏？
二人感觉脑子有些乱，需要静静。
陈羽仿佛看穿了老朱和老夏眉宇间的疑惑，随即进一步解释道：
“天人感应学说对于大一统王朝的稳固，确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换句话说，正是有了天人感应学说，民间才对皇帝产生了普遍且统一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不再需要依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的强制政策作为引子，就能潜移默化地实现民众思想的统一。”
“在天人感应的逻辑里，皇帝是天子，是上天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天灾异象被视作上天对皇帝执政的警示，这种观念远比单纯的思想禁锢更能深入民心，让民众从内心认同皇权的唯一性与神圣性。”
“更何况，天人感应学说最初是在皇权的主动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这本身就说明，在其诞生初期，必然对皇权有着显着的积极作用。”
“比如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系统提出天人感应理论，核心是通过‘君权天授’强化皇权合法性，彼时的学说更像是皇权手中的工具，用来巩固统治、约束诸侯与朝臣，让皇权在与其他势力的博弈中占据道德与理论高地。”
“但关键在于，当时有理不代表经过千年的传承与演变，这种学说依旧能维护皇权利益。任何理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都可能被解读、被改造，甚至偏离最初的方向，天人感应学说也不例外。”
“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深入，儒家势力不断壮大，他们逐渐将天人感应学说与儒学理论深度融合，最终把儒学打造成了一门降龙术，专门用来约束、制衡皇权的工具。”
“而这门降龙术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臣集团逼迫皇帝下‘罪己诏’。”
“罪己诏的初衷本无可厚非，若皇帝确实在执政中出现重大失误，如施政不当导致民不聊生、决策失误引发战乱，下罪己诏反思过错、向天下百姓致歉，既能彰显皇帝的担当，也能缓和社会矛盾。”
“可到了宋朝，这一切彻底变了味，罪己诏不再是纠错工具，反而成了文臣制衡皇权的常规手段，其颁布频率之高、触发理由之广，远超以往任何朝代。”
据史料记载，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历任皇帝累计颁布的罪己诏多达29道，这个数量不仅远超汉唐，更是明清两朝的数倍之多。
这些罪己诏的触发场景五花八门，涵盖了天灾、异象、战乱、内政失序等诸多领域。
从天灾层面来看，宋朝灾害频发，每一次较大规模的灾害后，文臣集团都会以天人感应为由，要求皇帝下罪己诏。
比如宋太宗淳化四年，全国范围内爆发严重旱灾，多地颗粒无收，流民四起。此时朝中大臣纷纷上奏，称旱灾是上天示警，陛下施政有失，恳请太宗下罪己诏以谢上天。
最终太宗不得不颁布罪己诏，承认自己躬亲政事，未能上合天心，下恤民隐；
在天地异象方面，日食、月食、彗星出现等天文现象，更是文臣要求皇帝罪己的重要理由。
北宋庆历三年，出现了一次罕见的日全食，天色骤暗如夜，民间人心惶惶。
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等人随即上书，称日食者，阴侵阳之象，乃陛下权柄旁落、朝臣失职之兆，恳请仁宗下罪己诏自省修德。
仁宗无奈，只得颁布罪己诏，表示朕德薄不足以承天心，政失不足以安黎元，致有日食之变，朕甚惧焉；
而在战争与内政领域，罪己诏的使用同样频繁。
北宋景德元年，辽军大举南侵，逼近澶州，宋朝朝野震动，部分大臣甚至提议迁都避敌。
在主战派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御驾亲征，最终与辽国签订澶渊之盟。
虽未战败，但盟约中宋朝需每年向辽缴纳岁币，文臣集团便以御敌不力，致国家蒙羞为由，要求真宗下罪己诏。
真宗最终下诏承认朕治兵无方，致边患不息，与辽议和，实乃社稷之耻，朕当自省；
……
细究这些罪己诏，不难发现一个荒诞的现象：
每当国家面临问题，文臣们总会将责任归结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仿佛满朝文武都是清白无辜的，所有过错都该由皇帝一人承担。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要知道，天灾的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