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留下了两大具有长远意义的遗产：
1. “自主可控” 的发展原则
规划期的技术封锁经历，使 “自主可控” 成为中国密码学发展的核心原则 —— 即密码算法、加密设备、核心元器件必须由本国自主设计生产，避免 “卡脖子” 风险。这一原则贯穿了后续中国密码事业的发展：1980 年代商用密码体系建设、2000 年代 “国密算法”（Sm 系列）研发、2020 年代量子密码探索，均以 “自主可控” 为根本导向。
2. “军民融合” 的早期范式
规划期形成的 “中科院（民）+ 总参（军）+ 企业（产）” 协同模式，是 “军民融合” 的早期实践。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共享—— 民用科研机构的理论成果服务于军事需求，军事应用的反馈推动民用技术进步；人才互通—— 科研人员在军民单位间合理流动，避免人才浪费；风险共担—— 军方提供需求与经费，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企业负责生产，分散研发风险。
1984 年成立的 “数据与通信保护研究教育中心（dCS 中心）”，其组织架构直接借鉴了规划期的协同模式；2019 年《密码法》确立的 “军民融合发展” 原则，也可追溯至十二年规划的实践探索。
结论
十二年科技规划中的密码拓荒，是新中国在敏感技术领域实现 “从无到有” 的一次成功实践。在冷战封锁、资源约束、认知差异的多重挑战下，中国通过 “理论筑基 - 人才培育 - 技术攻坚” 的系统布局，构建了密码学的学科基础，培养了第一代专业人才，形成了自主可控的发展原则与军民融合的协作范式。尽管此次拓荒仍存在 “设备小型化不足”“算法种类单一” 等局限，但它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后续密码学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
从历史维度看，十二年规划中的密码拓荒具有双重启示：一方面，后发国家在敏感技术领域必须坚持 “自主创新”，不能依赖外部援助；另一方面，敏感技术的发展需要 “战略耐心”，既要重视理论基础，又要兼顾实战需求，实现 “理论与应用” 的协同推进。从现实维度看，当前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正重塑密码学格局，十二年规划中 “以基础研究支撑技术突破”“以跨域协作应对挑战” 的经验，仍为当代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提供着重要的历史镜鉴。
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挖掘解密档案，还原 “103 项目”“汉字加密算法” 等具体成果的研发细节；同时加强国际比较研究，探讨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密码学发展路径的差异，为当代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一、官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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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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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口述史料
万哲先访谈录（2005 年），中国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