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户部清吏司、工部营缮司与京北驿路这三个精心挑选的“试验田”里，一场静悄悄的变革正在数据的支撑下，以前所未有的精准和效率推进着。
王账房如同一个严谨的工匠，将清吏司的账务流程拆解到了极致。
他引入了更清晰的账册格式，规定了各类钱粮核算的完成时限，并设立交叉复核机制。
以往需要三五日才能厘清的一省秋粮账目，在新的流程和标准下，最快一日半便可初步核算完毕，差错率从以往难以避免的百分之一二，降到了千分之五以下。
他将这些枯燥却有力的数字，连同改进前后的流程对比图，详细记录在案。
数字本身，成了最沉默也最犀利的语言。
鲁衡则在工部营缮司掀起了一场“效率革命”。
他将以往大包大揽的工程管理模式，进一步细化，推行“图纸标准化”、“物料预算精准化”、“工期节点化”管理。一项中型官仓修缮，以往预算与实际支出偏差往往在两成上下，工期拖延半月亦是常事。
试行新法后，最新一个项目，预算偏差控制在了半成之内，工期更是提前了十天完工，验收一次通过。
他将每个节点的完成情况、物料使用数据都记录下来，形成了厚厚一叠“工程日志”。
京北驿路在持续的稽查和明确的考核指标下，风气为之一新。
传递时效稳步提升，平均较改革前快了近四成；因拖延、遗失造成的公文失误几乎绝迹；而严格的经费管理，使得驿路系统在保障效率提升的同时，整体开支较定额还略有节余。
那位负责稽查的兵部郎中，将沿途各驿站的时效对比、经费使用明细整理成册，数据详实，一目了然。
叶明定期查阅这些汇集而来的数据和报告，心中渐有底气。
他知道，这些凝结着心血与汗水的真实案例，将是半年后朝议之上，击碎所有空泛质疑的最有力武器。
---
与此同时，叶瑾那套“寓教于乐”的蒙童启蒙法，在经历了小小的波折后，非但没有夭折，反而因其显着的效果，逐渐赢得了更多人的认可。
陈老先生蒙馆里的那几位士绅家长，在观望了一段时间后，惊讶地发现，自家孩儿不仅没有因为“玩物”而丧志，反而对学习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兴趣。
他们开始主动追问“为什么”，逻辑思维能力明显强于同龄只知死记硬背的孩童。
尤其是在一些需要灵活思考的简单问题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优势。
其中一位姓周的士绅，在户部担任主事，平日里接触钱粮计算，深感算学重要。
他发现自己那原本对数字毫无概念的幼子，如今竟能熟练地进行十以内的加减，并能清晰地表述出思考过程，比如“五颗糖吃掉两颗，还剩下三颗，因为五可以分成二和三”，这让他大为惊喜。
一日，这位周主事在衙门与同僚闲聊时，忍不住提起了自家孩儿的转变，对那“叶氏启蒙法”赞不绝口。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番言论恰好被一位与徐老交往密切、对叶明新政素有成见的官员听在耳中。
几日后的一次清流文会上，这位官员便以此事为由头，向徐老等人进言：“徐公，那叶明在朝堂上推行苛法也就罢了，如今其妹竟在民间蛊惑蒙童，宣扬所谓‘新学’，长此以往，只怕稚子之心，皆被其功利之学所染，圣贤之道，谁人传承？”
徐老捻着胡须，眼中闪过一丝不悦，但依旧保持着沉稳：“童蒙之学，关乎未来士林风气，不可不察。然，仅凭孩童会数几颗石子，便断言其能动摇圣道，未免危言耸听。”
他沉吟片刻，对身旁一位以学问精深、品行端方着称的大儒道：“郑公，您于蒙学之道素有研究，不若寻个时机，亲往那蒙馆看一看，若其法果真有益，亦无不可；若真如所言，有违正道，届时再以正理规劝之，方显我辈气度。”
徐老此举，可谓老谋深算。既回应了己方人员的关切，表现出重视之意，又将探查的责任推给了中立的大学者，避免了自己派系直接与叶家冲突，留下了转圜余地。
数日后，这位德高望重的郑大儒，果真轻车简从，来到了陈老先生的蒙馆。他没有声张，只是静静地坐在课堂一角，观察着孩子们的学习。
他看到陈老先生不再高高在上地念诵，而是带着孩子们用长短不一的木棍比较尺寸，用大小不同的容器感受容量，用具体的事物理解“多”与“少”、“长”与“短”。
孩子们兴致勃勃，争相动手操作，课堂气氛活跃而有序。
郑大儒心中微动。他治学严谨，深知基础的重要性。
他随意叫过一个正在用石子进行简单加法运算的孩童，和蔼地问道：“孩子，你可知，为何三颗石子加上两颗石子，便是五颗？”
那孩童抬起头，眨着清澈的眼睛，没有丝毫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