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骨脂在东南亚的传播，不仅丰富了当地的医药与饮食文化，也让中医“因地制宜”的理论在海外得到了实践验证，成为中外医药文化交流的“桥梁”。
三、近代中西医碰撞下的补骨脂
清末民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西医开始碰撞与交流。补骨脂作为中医常用药，也成为中西医研究的对象——中医坚守其“温肾补骨”的传统理论，西方医学则从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入手，探索其治病机理，二者虽研究角度不同，却共同推动了补骨脂的应用与发展。
民国时期，中医名医张锡纯，坚守中医理论，却也不排斥西方医学的研究方法。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结合临床实践，进一步深化了补骨脂的应用：“补骨脂，能补骨，亦能补牌，脾健则能运化，肾强则能生髓，二者相合，能治一切筋骨虚弱之症。”他曾治一铁路工人，因常年劳作，患“筋骨劳损”，腰不能弯、腿不能抬，西医诊断为“腰肌劳损”，治疗无效。张锡纯用补骨脂配伍黄芪、当归、牛膝，制成“补骨健筋汤”，患者服药一月，能弯腰劳作；两月后，恢复如常。张锡纯在医案中写道：“西医重解剖，中医重气化，补骨脂之效，在于‘气化’层面补养脾肾，使筋骨得养，此乃中医之所长。”
与此同时，西方医学开始对补骨脂进行化学成分研究。1924年，日本学者（受西方医学影响）从补骨脂中提取出“补骨脂素”（Psoralen），发现其具有“光敏作用”——能吸收紫外线，促进皮肤黑色素生成。这一发现，为中医“补骨脂外用治白癜风”的传统用法，提供了现代科学解释。此后，西方医学将补骨脂素用于治疗白癜风、银屑病（牛皮癣），开创了“光化学疗法”（PUVA疗法）的先河。
民国时期，上海“中西大药房”率先将补骨脂素与凡士林混合，制成“补骨脂素软膏”，用于治疗白癜风，既保留了中医外用的传统，又融入了西方医学的剂型改进，深受患者欢迎。当时，上海工人王某，患白癜风十余年，面部、颈部布满白斑，用“补骨脂素软膏”外敷后晒日光，半年后，白斑逐渐消退，皮肤恢复正常。王某在感谢信中写道：“中西结合，既有效又方便，让我重拾信心。”
这一时期，中西医对补骨脂的研究，虽理念不同，却形成了“互补”之势——中医为补骨脂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指导，西方医学则为其疗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剂型改进思路，为补骨脂在现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民间医者的“守正创新”
近代以来，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失所，正统医学发展受阻，民间医者却坚守补骨脂的应用传统，并结合时代需求进行“守正创新”，让补骨脂在乱世中继续发挥济世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有位民间医者“王老道”，在敌后根据地为八路军战士治病。当时，战士们常因露宿荒野、涉水行军，患“风湿骨痛”“跌打损伤”，药品匮乏。王老道便深入山野，采集补骨脂籽，与艾叶、桂枝一同熬煮，制成“骨脂祛寒汤”，让战士们内服；同时，将补骨脂籽与猪油调和，制成“骨脂止痛膏”，外敷患处。战士们服后，疼痛很快缓解，能重新投入战斗。王老道还教战士们识别补骨脂，让他们在行军途中自行采集，解决了药品短缺的问题。他说：“补骨脂是山野里的‘救命草’，只要懂用法，就能为战士们减轻痛苦。”
解放战争时期，江南民间医者“陈婆婆”，擅长用补骨脂治疗“妇女产后骨虚”。当时，解放区产妇多，产后调理药品不足，陈婆婆便将补骨脂籽与红糖、鸡蛋同煮，制成“骨脂月子汤”，供产妇食用。此法简单易行，原料易得，产妇服后，筋骨渐强，乳汁渐多，深受解放区妇女欢迎。当地妇联还将此法推广到各个村庄，培训妇女制作“骨脂月子汤”，帮助无数产妇顺利度过产后恢复期。陈婆婆在日记中写道：“补骨脂虽普通，却能解产妇之苦，只要守住老祖宗的法子，再根据情况稍作改变，就能帮到更多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山区有位民间医者“李草药”，发现补骨脂不仅能治筋骨病症，还能用于“防治冻疮”。当地冬季寒冷，百姓多患冻疮，红肿疼痛，甚至溃烂。李草药将补骨脂籽与辣椒、生姜一同泡酒，制成“骨脂冻疮酒”，让百姓在冬季来临前涂抹易冻部位，能有效预防冻疮；若已生冻疮，涂抹后能消肿止痛。他还将此方无偿献给当地卫生院，在山区广泛推广，使当地冻疮发病率大幅下降。李草药说：“老祖宗传下来的药，不能只藏着掖着，要让它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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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间医者的“守正创新”，既坚守了补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