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下派”代表张从正，主张“病由邪生，攻邪已病”，认为补骨脂虽能补骨，却偏于补益，若体内有实邪（如风寒湿邪壅盛），过早使用补骨脂，会“闭门留寇”，使邪不易除。他主张，治疗骨痹，应先以祛邪之药（如麻黄、桂枝）驱邪，待邪去后，再用补骨脂补骨。他在《儒门事亲》中举例：“有一患者，患骨痹多年，关节肿胀，疼痛剧烈，先用麻黄、桂枝、防风煎服，驱风散寒，待肿胀消退、疼痛减轻后，再用补骨脂与杜仲同煮，补骨强筋，一月而愈。若先补后攻，邪必滞留，难以痊愈。”
“补土派”代表李杲，主张“脾胃为后天之本”，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先天不足，可由后天补之”。他认为，补骨脂虽能补肾壮骨，但需依赖脾胃运化，若脾胃虚弱，补骨脂难以发挥作用。因此，他在使用补骨脂时，常配伍健脾之药，如白术、茯苓、陈皮，以增强脾胃功能，助补骨脂吸收。他在《脾胃论》中写道：“补肾先健脾，脾健则肾充，肾充则骨健。补骨脂与健脾药同用，如虎添翼，疗效倍增。”
“滋阴派”代表朱震亨，主张“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认为补骨脂性温，易伤阴精，使用时需格外谨慎。他认为，只有“肾阳衰微而无阴虚火旺”之症，方可使用补骨脂，且需配伍滋阴之药，如熟地、枸杞，以“阴中求阳”。他在《格致余论》中写道：“补骨脂温肾，然肾为水火之脏，需阴阳平衡，若单用补骨脂温阳，恐伤肾阴，当阴阳同补，方为稳妥。”
这场“补骨之辩”，虽各执一词，却都围绕着补骨脂的性味、功效及配伍展开，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补骨脂的认识。正如当时名医“罗天益”所言：“四大家之论，皆有其理，补骨脂之应用，无固定之法，当因人而异，因病而异，融会贯通，方能尽其所长。”这场争论，不仅推动了补骨脂应用理论的发展，也为中医“辨证施治”理论的完善，提供了生动的案例。
二、民间“单方”与医派“复方”的互补
金元时期，民间仍流传着许多补骨脂的“单方”（仅用一味药治病），如“补骨脂籽炒香嚼服，治腰膝冷痛”“补骨脂籽与酒同泡，治跌打损伤”“补骨脂籽与鸡蛋同炒，治小儿软骨病”等。这些单方，虽简单易行，却往往只适用于单一病症。
而各医派则在民间单方的基础上，创制了许多“复方”（多味药配伍），以扩大补骨脂的适应症，增强疗效，减少副作用。如刘完素创制的“补骨脂滋阴汤”，以补骨脂配伍麦冬、玉竹、熟地，既能温肾补骨，又能滋阴润燥，适用于“肾阳不足兼阴虚火旺”之症；张从正创制的“补骨脂祛邪汤”，以补骨脂配伍麻黄、桂枝、防风，先祛邪后补骨，适用于“风寒湿邪壅盛兼肾阳不足”之症；李杲创制的“补骨脂健脾汤”，以补骨脂配伍白术、茯苓、陈皮，健脾补肾，适用于“脾胃虚弱兼肾阳不足”之症；朱震亨创制的“补骨脂阴阳双补汤”，以补骨脂配伍熟地、枸杞、附子，阴阳同补，适用于“肾阴阳两虚”之症。
山西有位民间医者“赵五”，擅长用补骨脂单方治病，却发现有些患者疗效不佳。一次，他遇到一位患者，腰膝冷痛，同时伴有口干舌燥、盗汗等阴虚症状，用补骨脂单方治疗后，腰膝冷痛减轻，却出现了便秘、咽痛等上火症状。赵五束手无策，遂前往请教刘完素。刘完素为患者诊脉后，说：“此为‘肾阳不足兼阴虚火旺’，单用补骨脂温阳，必伤阴精，当用‘补骨脂滋阴汤’。”赵五按方用药，患者服药半月后，腰膝冷痛痊愈，阴虚症状也随之消失。
从此，赵五开始学习各医派的复方，将民间单方与医派复方结合，疗效大增。他还将自己的经验整理成册，写道：“单方虽简，却如利剑，需用之得当；复方虽繁，却如阵法，能应对复杂之症。单方与复方，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种民间单方与医派复方的互补，让补骨脂的应用更加全面、精准，也让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理念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三、“骨脂丸”的创制与流传
元代中期，名医“危亦林”编撰《世医得效方》，致力于“集历代医家之精华，汇民间实践之经验”。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创制了“骨脂丸”，这是补骨脂应用史上的一个重要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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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脂丸”的配方为：补骨脂（炒香）二两，杜仲（去皮，姜炒）二两，胡桃仁（去皮）二两，附子（炮，去皮脐）一两。将上药研成细末，用酒糊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腹用温酒送下。危亦林在书中写道：“此丸能温肾助阳，强筋健骨，主肾阳不足所致的腰膝冷痛、筋骨痿软、行走无力、畏寒肢冷等症，疗效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