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层面当然是考古，通俗一点来说，其实就是盗墓。
科斯塔斯请示中央政府后，立马开启了自己的行动，在雅典学院中设立考古专业，通过三年大“考古”成功开掘出了近六千件历史文物，除了浮雕，首饰和古代陶器外，数量最多的还是古钱币，各式各样的猫头鹰银币，亚历山大金币，科林斯银币和斯巴达银币陆续出土。
当然，作为一位对古希腊文化有着足够认知的文官，科斯塔斯自然知道这些文物的价值，他将文物分成几等，最高等级的文物由皇室收购，存放于罗马帝国博物馆中，稍次一等的文物禁止流向国外，只能卖给本国富商贵族，价值最低的一种文物可以在民间自由流通，可以在古玩市场自由买卖。
其实，与东方不同，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都没有那么浓厚的“盗墓”传统，这倒不是因为他们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播之后，葬礼规格一切从简，穆斯林的坟墓完全没有任何陪葬品，基督徒的坟墓里有时候会存放墓主人生前喜爱的盔甲，宝剑或一些小珠宝，也不会有太过庞大的财富。
这种模式有好有坏，的确能够将更多物质财富留给眼前的活人，却十分不利于后世的考古研究，以至于半卷西方历史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迷雾。
但是，古希腊是不同的，拥有着十分古老的墓葬传统，部分大墓中存在着几千件历史文物，这份红利，还真就雅典能吃到。
当然，雅典城靠“考古”挣钱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皇室愿意花钱来买，也愿意引领潮流，号召其他富商贵族收藏文物，如果皇室如同不少欧洲贵族一样对古代异教文物嗤之以鼻，或是直接以国家名义将其收走，雅典城照样挣不了多少钱。
说白了，雅典与帖撒罗尼迦和阿德里安堡一样，也是享受到了君士坦丁堡蓬勃发展带来的财富转移红利，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
于是，雅典城成为了东罗马帝国最大的古文物交易市场，几条古玩街十分兴盛，君士坦丁堡的富商贵族们来到雅典游玩，少说也得买几枚最廉价的猫头鹰银币带回去炫耀。
后来，科斯塔斯也发现了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端，较浅的古迹陆续发掘完毕，开采出来的文物越来越少，造假现象逐渐突出……
归根结底，靠倒卖文物挣钱只能图一时之利，根本无法长久。
于是，科斯塔斯开始转变思路，发挥雅典城的第二个优势，新。
所谓“新”，指的是雅典城是从一片废墟上重建而来的，本土势力薄弱，市民阶级势力弱小，没有北方大城市那么浓重的民族情绪和排外传统，可以以此吸引大量外来移民。
由于东罗马帝国主体民族太过稀少，对移民的需求量是十分庞大的，只要一个人信仰东正教或其他可接纳基督教派，会说希腊语，拉丁语或拥有学习这两门语言的意向，他就可以直接获得东罗马帝国公民权，享受与希腊裔正教徒的平等待遇。
当然，这只是名义上的，在色雷斯大区这种资本经济发达，民族思想浓厚的地区，哪怕是斯拉夫正教徒都会偶尔遭到希腊裔的歧视，何况是皈依突厥人，这些理论上的公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得到公民的待遇，不少老君士坦丁堡人还会禁止皈依突厥人进入他们的商店或酒馆。
由于大家都是地中海白人，外貌差距并不大，判断身份主要还是看衣着与语言，如果一个纯正突厥人像希腊裔一样穿着，像希腊裔一样说话，他当然也会得到完全的接纳。
发达的经济，富裕的生活，繁荣的文化，强大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绪，充沛的教育资源……这些因素使君士坦丁堡成为一个民族同化的机器。
但是，君士坦丁堡实在算不上一座多元城市，这里只容得下希腊语和东正教，罗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突厥……这些文化虽然也存在，但难以走上前台，如果不愿彻底加入君士坦丁堡人的大集体，那就只能生活在社会的边缘。
然而，雅典是不同的，几乎没什么本地人，大家都是移民，谁也别看不起谁。
科斯塔斯利用雅典优势，大力招收那些在资本主义大城市不怎么受待见的移民，比如保持异端信仰的亚美尼亚人，来自意大利的拉丁人，刚刚脱离奴籍的萨拉森皈依者和从海外归来的混血罗马人，允许他们发展自己的文化，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风俗习惯，允许他们组成自己的社区。
在这之中，犹以意大利人和皈依者居多，意大利的封建庄园经济很早就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渐崩溃了，民众流动性强，几个工商业大邦因为东罗马资本的狂飙突进而大范围破产，乡村崩溃，城市也撑不起多余人口，他们便开始向东罗马帝国大范围移民，近几年来尤为突出。
至于皈依者，他们也十分愿意来雅典城生活，不少摆脱奴籍的萨拉森人在暗地里仍然保留着些许伊斯兰传统，有时候也会在家里向麦加朝拜。
如果在君士坦丁堡，这种情况一经发现，他们就会被愤怒的市民拖到狄奥多西城墙上跪个一